台灣今年經濟疲弱不振，經濟成長率一再下修，保四恐怕成為不可能的任務。台灣綜合研究院創辦人劉泰英曾表示，台灣經濟的問題在於投資不足，不是儲蓄或消費不夠，此一見解可從行政院主計處的預估數字得到印證。行政院主計處估計，今年超額儲蓄將達一兆五○七二億元，再度創下歷史新高，超額儲蓄率（超額儲蓄占ＧＮＰ比率）達十．二三％，為二十四年來次高，顯示國內閒置資金太多，投資動能不足。
超額儲蓄是國內儲蓄與國內投資的差額， 根據主計處資料，我國超額儲蓄率曾在一九八四至一九八八年間，連續五年超過十％，但隨著民間投資成長，超額儲蓄率一路走低，最低曾降至二％以下，最近幾年超額儲蓄率又大幅攀升，二○○九年高達十．五％，去年降至八．五％，今年又重回十％以上水準。超額儲蓄率太高，對經濟發展並非好事，因為這意味投資機會減少，民眾對於未來缺乏信心，因此寧可將錢放在銀行裡，也不願投資冒險。另外，投資才能創造就業機會，若缺乏投資，失業率不可能下降。
投資是經濟成長的動力，分為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其差別在於︰政府投資係以促進公共利益為主要考量，例如以國家之財力扶植策略性產業，與建造基礎設施，是在從事打造地基的工作；而民間投資則是將本求利，乃以追求利潤為動機，是市場機制的一環。官民投資的消長在不景氣時特別明顯，當市場需求疲弱，供過於求時，民間投資也同樣萎縮，此時政府投資變成了增加需求的主要來源，因此很多政府在景氣低迷時，往往擴大財政支出，無論是進行公共建設或發消費券等，彌補民間投資不足的缺口，創造工作機會與擴大內需。
其實，台灣經濟發展力道疲軟，癥結固然在於投資不足，更重要的是，無論在產業類別或海內外的投資配置上，皆有失衡之虞。扼要言之，即投資過度偏重於特定產業，以及海外投資幾乎鎖在中國，造成資源的運用欠缺效率，無法對台灣經濟產生應有的回饋作用。前者，譬如動輒數百億、千億元的資金，被投入DRAM、面板等產業，作為打造「兩兆雙星」的活水。無奈台灣企業對這類產業的發展軌跡，無法精準掌握，已被競爭對手遙遙拋在後面，成為虧損累累的「慘業」，不僅自身的生存成了一大挑戰，也成為台灣金融業的包袱。台灣的DRAM、面板業，投資重點在資本密集，以為砸下重金，大量生產，就能發揮競爭優勢，擴展市占率，成為產業的主導者。殊不知這些產業已是「技術密集」，近年來這些產業的台廠非韓國之敵手，並非輸在投資不足，而是技術世代的落後。
其次，國內投資不足，但廠商對中國投資卻屢創新高。去年政府核准赴中國投資五七五件，較前年增加十一％；核准投資金額共計一三一億美元，較前年增加七．一二％。根據金管會統計，去年前三季止，已經有五九三家上市公司、四二八家上櫃公司赴中國投資，累計匯出一兆二二八五億元，而匯回一一二○億元，占累計匯出金額僅九．一二％。
由此可見，台灣經濟發展的致命傷，在於投資不足，以及投資方向與重點的嚴重偏差。救贖之道在於政府必須由法規、租稅與基礎建設著手，去除不合理與不合時宜之處，導入新觀念與新作法，改善投資環境，強化民間的投資信心，才能將民間資金導向實體經濟，促進經濟活絡與成長。尤甚者，主政者必須扭轉企業投資向中國傾斜的偏差現象，重建完整的產業供應鏈，形成利益共同體，才能導引資金回流，在台灣落地生根，再造經濟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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