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蕭宇勝

「中華民國」這四個字，對台灣人來說，做為受國民黨詐欺、中國脅迫的意思表示，馬總統所宣示的領土意義上「法理中國」，在「代表性」與「回應性」等面向上，就其正當性實容有質疑。而事實上，早在中華民國受兩千三百萬人供養的現狀之前，台灣既已在六十年前先行被動地收容了流亡的中華民國，並為捲入國共內戰一事付出極為可觀的代價。歷經近二十年來不斷的民主改革與在地土斷，無論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甚或「中華民國是台灣」，台灣的角色，已從兩蔣時期「中華民國客體」質變成陳前總統「台灣主體性」、與馬總統所言的「以台灣為優先」。姑且不論馬總統宣示的完成度，中華民國就民主政治的課責性，本當為兩千三百萬人的利益而存在，固無疑義。

夏瀛洲先生與許歷農先生是個時代悲劇，做為一介熱愛中華民國的仁人志士，一經發現嗷哺他們的台灣歷經本土化、民主化，已不若以往在台所複製的中國後，恰似躬逢對岸的國運昌盛，「聯共制台獨」自是水到渠成地成了他們身為中國人民族大義的為所當為。從不久前的羅賢哲少將、吳彰裕教授「我沒對不起國家」猶言在耳，再到美國共諜中不乏前台籍人士涉案，僑社改掛五星旗者，亦屬斑斑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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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知為何而戰」的情緒，若是蔓延至奉國家利益為圭臬的公務員身上，則儼然構成當代台灣公務人員的認同危機。遙想二二八前夕米糖無償輸中所造成的台灣惡性通膨、與退出聯合國讓台灣失去主權國家的保護傘，至今日ＥＣＦＡ藍綠雙方迥異的開放利基（niche） ，無一不是導因於公務員心中的中華民國究係及於四萬萬人（一說十三億）的中國全境，抑或是僅限於兩千三百萬人的台灣，而有其殊途而不同歸的立論。

在此，我向眾國會議員們呼籲，宜儘速就大法官會議所定向之「政治問題」︱領土範圍，以政治手段促使其法制化，免於公務員在國家利益之認定時，自陷無謂的兩難情境。若否，倘若數以千計飛彈瞄準台灣的中國，仍無法使台灣軍方視其為現實上的對立面，屆時不幸解放軍來犯，同為「中國軍」的國軍，豈有不夥同共軍、挾台灣情治機關提供的情資按圖索驥，並逐一「淨化」本土菁英之理？

此般危言，若可於重現二二八光景前加以亡羊補牢，誠未晚也。（作者為龐克樂團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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