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振耀
最近老農津貼又成為朝野攻守的話題，只是國民黨一直把老農津貼導入所謂照顧弱勢之社會救濟，這也是國民黨對農民與農業一貫的立場，這與當年民進黨所主張之社會公義截然不同。
農民固然屬於社會弱勢，但國民黨把農民和其他社會弱勢團體一視同仁，是混淆視聽，「農民固窮 但國民黨對農民窮斯濫矣」，民進黨主張的老農津貼是基於社會公義，國家對農民應有的補償行為，也因此，當年能得到社會普遍共鳴，迫使當時執政的國民黨就範，一舉通過老農津貼的立法。也因為是社會公義，因此制度的設計是恩給制，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
在84年我們主張老農津貼 (按：「農民老年福利津貼暫行條例草案」)時，便在提案時的立法總說明開宗明義指出：
「鑑於台灣過去以農業扶植工業之歷史背景、農業在生態保護所帶來之社會效益及台灣因加入關貿總協定(GATT)或世界貿易組織(WTO)所獲致之消費者剩餘的增加，政府理應加速建立農民社會保障制度來照顧農民，才符合社會公義，並進而讓整體社會保障制度趨於完整。而實施老農暫貼制度，給予農民政策性補償，是初步落實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的措施。…」
如今我們還是要回歸歷史因素、生態保護與國貿衝擊等三方面來說明老農津貼的立法、原委、基礎與精神。
在歷史背景方面，台灣以農業扶植工商業。當台灣工商業尚在起步階段時，完全是因為農業的扶植，才使得工商業得突飛猛進的發展，締造了台灣的經濟奇蹟。台灣終戰以來的農業政策，是一貫地先利用土地改革政策，穩定農村社會和政治，然後即開始組織農民社團，大力推動農業增產，掌握糧源、低糧價政策，本質上就是透過增產，以其製造農業成長的剩餘轉移到工業，並利用「隨賦徵購稻穀辦法」和「肥料換穀制度」做政治上的運用，將農業資源轉移到工業部門；再從這兩個政策當中，政府從中獲取暴利，製造所謂的「稻穀隱藏稅」，利用這額外的稅收來扶植工業。在老農逐漸凋零的今天，政府理應以老農津貼來補償農民，才符合社會公義。
在生態保護方面，農業固然是一種產業，但這是個具備極大外部社會效益的產業，像是農業所附帶的綠化、景觀、淨化空氣、水源涵養等外部效益。就以水源涵養為例，其價值就超過農業產值的5倍。可是這些外部效益卻沒有市場報酬可言，這就是經濟學上所謂的市場失靈 (market failure) 。全體國人享受了這些農業所產生的外部效益之後，國家理應藉由制定農民社會保障政策，以補貼農民為國家社會所帶來整體效益，才能改善市場失靈的現象，以符合社會公義，老農津貼政策只是其中應有的一項基本保障。
在加入跨國貿易協定方面，無論是GATT、WTO甚至於未來可能的FTA，政府一向是犧牲農產品貿易保護，來換取工商產品的利益，全體國人所享受到的經貿利益，是透過農民的損失所獲得的，農業等同於「血汗工場」產業，政府理應增加農民的社會保障，照顧老農的基本生活安全，這才符合基本的社會公義。更何況政府為了控制通貨膨脹，安定物價，一貫以壓抑糧食價格為手段。
國民黨迴避其對農民應有的社會公義，忽略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因此總是把老農津貼簡化為社會救濟，誤導社會對老農-以致於農民「貪得無厭」的負面觀感。甚至於在手段上，以「假平等」將老農為跟其他弱勢團體一視同仁，而將老農應得的社會保障給縮水了，這違反了國家社會應有的公平正義原則。我們必須以社會公義原則來還原老農津貼的立法精神，才能理解老農津貼對國人和農民的意義所在。（作者為前立法委員、「老農津貼」立法之原始提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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