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勇
二十世紀一九六○年代的六七、六八革命，是戰後嬰兒潮世代進入大學生涯的反抗和叛逆行動。這樣的氛圍遍及世界，在法國的巴黎大學，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日本東京大學的反安保鬥爭，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反越戰，都是事例。
德國在二戰後，一些文學家在一九四七年組成「四七社」，宣示要不斷以文學的真誠對抗政治力量的不當化。包括波爾、葛拉軾在內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和許多重要詩人、劇作家在內的「四七社」，於一九六七年的結束活動，即與戰後嬰兒潮世代的學生運動有關。因為「四七社」成員認為這意味著戰後的時代進入新的階段，他們這些一九二○年代出生的人的戰後使命結束了。
中國是一個以「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權力之惡性化連帶全球學生運動的國家。在六七、六八革命的年代，世界青年的理想之火在中國燃燒的是毛主義的清算鬥爭，毛語錄那時候也輸出世界各地，甚至偷偷地在台灣被視為抵抗國民黨統治之惡的思想武器。
六七、六八革命，登場的是一九四五年以後出生的青年。那時候，留著長髮的嬉皮們也許伴隨著搖滾樂、毒品、煙草，在美國的後現代和歐洲的新理性氛圍裡，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這些在戰後經濟成長一起長大的孩子，從嬉皮變成雅痞，一九七○年代以後逐漸在政治工商文化界登場。
一九九○年代，全球許多國家領導人，像美國的柯林頓總統，英國的布雷爾首相，德國的施若德總理和綠黨出身的副總理、外交部長費雪，象徵的都是戰後嬰兒潮世代的權力形象。
二○○○年贏得台灣總統職位的陳水扁，甚至現在的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何嘗不是？一個世代的結束，一個世代的開始，是有關鍵時代的，創造時代或被時代創造。
戰後的新人類已經準備在政治權力的舞台登場了嗎？什麼關鍵時代？一九六○年代出生的台灣政治人物正以「新世代」的姿勢，要點燃什麼火花嗎？野百合依然在野外綻放？還是侍從權力的室內盆景？（作者李敏勇，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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