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星期專論》詩人是文化的信使,而非死神

李敏勇

今(二○○五)年三月,在高雄舉行的世界詩歌節,以「海陸合鳴」為主題,來自二十多個世界其他國家詩人和台灣的詩人,以海相連,以詩交融。一九九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加勒比海一個小小島國:聖.露西亞的沃克特(Derek Walcott, 1930-),也來參加盛會。以一個人口僅十多萬人的獨立國家,沃克特在一場公開的談話中聲援台灣抗議中國制定「反分裂國家法」,認為「台灣有權利追求獨立」,而且「應是一個獨立國家」。參與高雄世界詩歌節的我,發表了一篇<海與陸地的對話 - 多重視野,探尋願景>,引述海洋相關於自由追尋的詩,也發起「以詩的玫瑰插在威脅台灣的槍口」活動,在八十多位國內外詩人簽署下,發出愛與和平的信息,以詩的力量抵抗中國的威脅。

十一月間,台北的詩歌節以「家園和世界」為主題,邀請了十位國外詩人與會;包括一位庫德族女詩人秋曼.哈笛(Choman Hardi,1974-),她的詩流露著自己族人分散在伊拉克、土耳其,而沒有自己國家的痛楚;伊拉克詩人法德希.阿爾阿札威(Fadhil Al-Azzawi, 1940-)也來了,他當然不是附和伊拉克對庫德族迫害的詩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充滿對立和衝突,但追求真理、和平與愛的詩人也有對話。應邀參與詩歌節的我,分別和以色列詩人阿米爾.歐爾(Amir Or,1956-)及巴勒斯坦詩人嗄山.札克唐(Ghassan Zaqtan,1954-)對話。我的一篇<流亡與追尋,疏離與介入 -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詩人的夢與現實>(自由副刊,二○○五.十一.七),提到他們的夢與現實交織著語言的亮光,成為探視黑暗,尋找願景和出路的地圖。參加台北詩歌節的外國詩人還包括土耳其詩人梅廷.塞拉爾(Metin Celal,1961-)、斯洛伐克詩人馬丁.梭羅梵克(Martin Solotruk,1970- )、冰島詩人史坦納.布拉耶(Steinar Bragi,1975-)、美國詩人蔚雅風(Afan Wearer,1951-)、華裔美國詩人張耳和來自香港的梁秉鈞(也斯)。

家園與世界在政治上有對立衝突,但文化的視野充滿愛與和平的願望。

相對於詩的亮光,我認為「詩人」杜十三以電話恐嚇行政院長謝長廷「要殺害他全家」的行為舉止是黑暗的。政治人物當然可以批評,但躲在暗處的語言暴力並非杜十三的「詩人」作為,而毋寧是他的「病人」行為。他被忽略的躁鬱症狀對照著一些媒體誇大其詞的聲援,反映了台灣報紙、電視視野的偏頗現象。再說言論自由,政黨輪替以後,也許不一定找到了我們在戒嚴統治時代追尋的許多事物,但言論自由卻恰恰是不缺少的。任何人對任何政治人物的公開批評,也不會有罪。民進黨政府的威權性豈是從前國民黨一黨獨裁時可以相比?這當然並不是說民進黨政府就是對的,是不可以批評的。但是,相對過去政權的長期黑暗,一些詩人藉著現在的言論自由,從未自我清算過去,對於威脅台灣的強權不置一詞,敵視台灣國家正常化。

如果是一個「病人」,在杜十三公開向謝長廷院長道歉,向社會道歉之後,當然可以原諒他。但是有人利用杜十三的「病人」行為,夸談自由、夸談詩人和知識分子良知,卻掩藏戒嚴統治時期附庸黨國威權的邪惡心靈。戒嚴體制時代,柏楊怎麼了?「戒嚴時代受難作家紀念展」正在台南的國家文學館展出,看看那些受難者吧!白雅燦 - 一個政大畢業生,因為一張傳單質疑蔣經國報稅了沒有,他受到什麼對待,以致心神喪失?林宅血案,難道不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殺害全家」的受害事例嗎?陳文成在警總約談後死於台大圖書館旁草坪,難道不是知識份子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活生生的見證嗎?一些夸言自由的人,在台灣的民主轉型以後,只能藉著已開放的言論自由空間,進行廉價的表演嗎?

在許多中國的詩人流亡海外,在中國的民主和自由相對落後於台灣的現實情境裡,從前附和在國民黨威權體制的一些詩人,填補了流亡者的空間,頻頻進出中國。對於中國迫害人權,這些詩人是噤聲的。從前以反共之名,許多詩人在戒嚴統治時期領取國民黨黨政軍名目的戰鬥文藝獎賞,甚至鄉土文學論戰(一九七七)引發「狼來了」恐嚇聲,誣指現實寫實文學為共產黨工農兵文學,國民黨一黨統治結束後,反共變為親共,無視於中國對於台灣民主和自由的威脅。如果愛自由、愛民主,何以至此?不是應該多聽聽流亡海外的中國詩人聲音?不是應該想想為何一些中國詩人要流亡嗎?

詩是使人活下去的事物,文化是使人活下去的事物,相對於政治常常囿於相對性的是非,文化常常追尋絕對性的是非。因此,即使在戰爭中,詩人也會認為沒有人有權利剝奪一個人的生命。而且因為人是脆弱的,所以詩人常常會反思,會痛苦,會自己感到歉疚,而不會想到致人於死,或美化他人致人於死的言說。波蘭詩人羅塞維茲(T.Rozewicz,1921-)在一首描述二戰時期納粹佔領倖存者心情的詩<死後的聲名>,留下這樣的證言︰「所有活著的人是有罪的/小孩子/獻花/是有罪的/情侶是有罪的/有罪的是詩人們 有罪的是那些跑走的人」。這樣的詩會讓曾經附和國民黨戒嚴統治,現在又絡繹不絕於中國之途,無視那樣的國度仍在共黨體制統治下的一些詩人慚愧嗎?那樣的國度最欠缺的正好是自由和民主。如果要自由和民主,不是應該珍惜台灣經由政黨輪替的民主化嗎?不是應該推動台灣國家的正常化嗎?

民進黨政府是不夠好,民進黨政府也不夠爭氣!但國民黨一黨長期統治留下的政治沈痾,共產黨中國對於台灣國家條件的破壞,難道不是台灣自由化、民主化的障礙?台灣好不容易掙脫封建中國的獨裁專制魔咒,解除國民黨一黨長期統治的宰制,任何一個有良心的詩人,都應該從歷史與現實把握台灣的發展課題鞭策民進黨政府,而非藉著已開放的言論自由空間妖魔化台灣政治自由化、民主化的進程。如果台灣的自由化、民主化不能在國家正常化的條件下發展,國民黨在台灣的在地轉型就不可能,中國的自由化、民主化也更不可能。為了台灣這個國家,也為了中國那個國家,詩人應該真正是一個詩人而不是一個「病人」。

俄羅斯詩人普希金(A. Pushkin,1799-1837),以三十八之齡留下八百多首抒情詩,他引用古羅馬詩人賀拉斯(Horace)詩句「我豎起一個紀念碑」為副題的一首詩<紀念碑>,也許會為詩人們提供精神的鼓舞,也會讓我們的國度對詩人與詩保有信心。

「我之所以久久地為人民所喜愛,是因為我用詩歌激起了他們善良的感情,是因為我在這殘酷的時代歌頌過自由,並且為倒下的人們祈求寬容。」(作者李敏勇,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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