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案件宣判，總是有人對結果感到滿意，有人不滿意，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但是，如果司法審判的結果，是使司法本身受到審判，則受害的，是司法本身，也是活在這個司法制度下的整體人民。對於這些使司法本身受到審判的人，我們可以稱之為「非法」之徒；這些非法之徒的非法行為，如果沒有受到輿論的譴責或是司法本身的制裁，則司法的尊嚴、權威，及其維持社會秩序的功能都會一點一滴地喪失，而使得一個法治社會走向沒有法治的狀態。就種種的非法之徒而言，操弄法律來達到自己政治、道德、文化目的的人，對法律的傷害最大，而扁案中的蔡守訓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雖然，「民主」似乎即將成為過去式的台灣目前沒有皇帝，然而蔡守訓卻把古代帝制中國漢族士人的道德觀視同皇帝的訓示，自己則是盡心盡力要維持這些聖訓的包青天，所以他和他的同僚才會有什麼「公使錢」、「養廉銀」、「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作之君，作之師」的說法。
做為一個民主制度下的法官，蔡守訓沒有遵守法官的職業道德，沒有在遵守法條與了解法意之間的張力掙扎奮鬥以維持法的尊嚴，而是播弄筆舌來彰顯自以為是的帝制中國下儒士的道德觀；他把個人道德、所執守的文化理念輕率地置於國法之上，以自己為君、為師的傲慢態度，也頗令人不齒，並為台灣的司法、以及活在這種司法制度下的我們感到悲哀！（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教授）
馬總統於大選前判無罪的「特別費」案，有學問的法官，考據宋朝的「公使錢」引申馬市長的特別費是實質補貼，公款私用是無罪的，幕僚余文輕判一年聊表交代。考據「公使錢」來論證被告無罪，不該是馬先生的律師該做的嗎？怎麼由法官越俎代庖？
剛宣判陳前總統的「國務機要費」案，如果特別費是市長的實質補貼，那性質一致的國務機要費不是總統的實質補貼嗎？既然前例在先，同樣這一位法官怎不來個「公使錢」是實質補貼，公款私用無罪？
而且馬英九的部屬余文輕判一年，為什麼陳水扁的部屬馬永成卻重判二十年？
人從法，則法行；法從人，則法敗。從以上兩個大案觀之，馬扁有否受公平的判決？我國是法行法敗？不言可喻。（作者為公務員）
陳水扁案件的共犯陳鎮慧，案發時遭特偵組聲請羈押，事後取得同意轉列污點證人；如果陳鎮慧一開始沒有被羈押，是不是還會轉污點證人？值得懷疑。這種取得事證的程序，是不是符合程序正義？對於羈押後，轉列污點證人的程序及其證詞的可信度，是不是必須加以嚴格立法？值得研究。
試想，如果馬英九的案件，特偵組也用羈押的手段辦案，而共犯中也有人因為被羈押轉作污點證人，馬英九會不會有冤獄的可能？
台灣司法史上兩個「總統級」的案件，凸顯了台灣的法律制度存在太多的解釋空間；事證的取得，也存在太多的個人意志；方法不同，取得的事證就會出現很大的差異。且台灣對於程序正義的立法，也相對寬鬆，因此歧異的司法實例是必然的。
不要以為這種「差別待遇」哪一天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法律的對象是每個你我，因此該是慎重思考司法改革的時候了！（作者現任法律事務所所長）
法律不是至高無上的，法官也不是不可挑戰的。別忘了，當年的「戒嚴法」、「出版法」也是法律，而今安在哉？而法官貪贓枉法，身陷囹圄也時有所聞呢！
蔡守訓用判決書批判扁珍「視法律如無物」，並不是什麼讜論，還要檢視法律是什麼人訂的，馬英九一心想要制訂的新版集遊法，不是被罵到臭頭的惡法嗎？執法的人如何詮釋法律，一樣要接受全民的檢視。
拿「國務機要費」案比較「特別費」案，可以明顯看出同一個法官，對政治人物的寬嚴不一、喜惡有別。合議庭法官在判決書中指吳淑珍「以總統職務服務財閥」是萬惡不赦的，那麼如果有人「以法官職務服務政治」，不是也很可恥嗎？（作者曾任新聞周刊副總編輯）
國務機要費與特別費案，都是屬於政治人物使用公帑的案件，很難跟政治切割。國務機要費只有一人能用，特別費為各級首長官員使用，一人用的可以極力批判，那眾人用的就是「歷史共業」所以沒事？國務機要費沒有歷史共業嗎？再想想先前公務人員「國民旅遊卡」案件，眾多公務員涉及刷卡換現金的「貪污」，司法選擇性地屈服了。罪、刑的標準何在？
又如台開案，沒有政治的操弄嗎？第一次二審的判決，載明了成罪的內線都是公開的事實，既然公開，怎麼又是內線呢？為何法官還會認為有罪呢？法官在判決書中說的理由是，因為他們跟董事長吃飯，董事長用公開的消息作獲利的保證，才讓這些人買了彰銀要釋股的台開股票。可是當時的背景，彰銀正準備被台新金併購，判決書的說法跟「天下圍攻扁嫂還在搬錢」的創造劇情有何不同呢？而後來，彰銀未被併購，爆料台開案的名嘴卻當上了彰銀的民股董事，這當中有沒有關連？
可惜的是，這些都被模糊了！因為政治！（作者為地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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