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呂一銘
三二二後，由胡錦濤主導的「胡蕭會」、「胡連會」，及「吳胡會」的「覆核」各項兩岸復會細節，乃至六一四接見江丙坤，提新十六字訣：「平等協商、善意溝通、積累共識、務實進取」，可說是整套對台戰略的緊密精緻舖陳，讓甫上台的馬政府面子十足（像協助落實馬的通航、觀光兩項政見），然骨子裡，卻是一種蠶食鯨吞的軟著陸，讓台灣無形中成了「甕中之鱉」，轉向內政化（三通云云就是向一中市場傾斜）而不自覺，等於用溫水煮台灣，這才是真正高竿。
特別是胡錦濤處於內憂外患，能藉兩岸的歷史機遇，一舉扭轉乾坤，既可抓住國內民族主義的勢頭、穩住鷹派勢力（前亞太副助理卿謝淑麗在《外強中弱的中國》書中提到），並向國際展現和平誠意（有望爭取諾貝爾和平獎），不僅模糊了西藏、奧運和川震的諸多劣勢，還使「中華民族」成了兩岸復談的最大公約數，亦使台灣幾變成發揮中華民族同胞愛的工具，進而變成中國的「大客戶」（借用大前研一觀點）。而於恢復「江陳」會談後，亦給台灣民眾一點小甜頭，優先討論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問題，附帶條件是：「雙方得共同努力，創造條件，逐步尋求最終解決辦法」，暗指須視台灣親中程度而定；另邀連、吳、江等「軌道」要角，參加八月奧運共舉聖火活動，一舉多得，誠為高手。
台灣歷經「反共」、「恐共」，基本上仍有心防；然到了所謂兩岸「和解」的新階段，自是信疑參半，迎拒之間的複雜和矛盾，由朝野對兩岸復談交流的褒貶互見，不難看出。特別是兩岸若自此從敵對轉為「國內」問題，勢必掏空台灣主權，我政府實應建立透明相關的監督制度及機制，杜絕「密室交易」，諸如政黨人士經營商業、牟取政經利益、談判協商代表人物等，皆須有規範。
不可諱言，台灣在「知彼」層面工夫顯然不足，譬如從二○○五年四月「連胡會」宣布成立國共論壇，發表五點「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以來，中國的態度和作為空前積極，包括戰略、戰術的大幅調整及緊密部署，像利用共產黨對國民黨的定期溝通平台，開展不同層級的黨務人員（曾任政府要職者，含目前擔任馬政府和國安會要職者）互訪；更將台商組成聯合會（國台辦要角亦參與）以擴大功能，在在為今天的海基、海協兩會復談，作出相當細膩的布局。
凡此種切，非僅將胡錦濤和共產黨變成「慈眉善目」，猶使分批前往「朝聖」的國民黨人在中山陵涕泗縱橫，幾奉胡為「兩岸共主」。
除非馬政府及早改革憲政體制，否則「黨政」體制的扞格，糾纏不清，連兩岸關係都會捲入搖擺不定和政治逆效應的漩渦，必將難獲全民支持。（作者曾任台灣新生報發行人兼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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