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侑學
統媒與部分政論節目大力吹捧新加坡政府因去年財政盈餘，退稅約四百億台幣給四百萬人民的新聞事件，並藉此諷刺民進黨政府執政的無能。當然，新加坡對於經濟政策的前瞻性與執行力值得學習。星國政府為因應未來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所造成本地製造業外移的後果，遂極力帶領新加坡往金融與觀光服務業轉型，如賭場設立的解禁，將國家禁忌扭轉成國家競爭力的企圖，就是著眼於此。相形之下，在政治鬥爭泥淖下的民進黨政府，表現確實有值得檢討之處。然而，一切也並非媒體或部分論者以為的那般美好。
首先，新加坡是個十分典型的「城市國家」，由於難以內部需求來發展經濟，一直以來依賴貿易與外資作為經濟命脈，是以，星國政府透過壓低工資水準、降低勞動條件保護與福利支出，以及減少企業營利所得稅來建構具競爭力的投資環境。相對地，缺乏對受薪階級保障制度的運作下，導致新加坡的「Ｍ型社會」情況嚴重。根據世界銀行調查，二○○五年新加坡所得前二十％與後二十％的差距為三十一倍，而台灣是六倍，不僅是亞洲四小龍之末，貧富差距過大狀況更是直逼第三世界國家。在全球化資本流動下，面對全球市場的激烈競爭，企業為求生存並賺取利潤，透過勞動彈性化的方式，增加外包、聘僱彈性工時、部分工時或派遣員工等方式節省人事成本，以提高組織的競爭力。顯然未來的勞動市場將轉型為工作片段、工時零碎與薪水短少的非典型工作型態，勞工普遍面臨失業的風險，按此趨勢，相信未來新加坡的貧富差距會加劇擴大。
新加坡國家領導人長期打著繁榮與發展的口號，經濟、社會政策也多成為服務資本家的工具，使得受薪階級無法享受高度經濟發展的成果，而陷入經濟成長下的貧窮困境，社會潛藏階級衝突的危機；一黨專制的統治手段，對於多數人民需求低度回應的結果，可從人民行動黨歷年得票數看出端倪。人民行動黨不再像六○年代動輒超過七、八成的得票率，而逐年下滑至六成左右，反對黨對於生活費高漲、貧富差距等議題的訴求，頗能受到新加坡民眾的支持，卻礙於選制因素，只獲得不成比例的個位數席次。
台灣擁有包括民主在內的許多優勢，不該妄自菲薄。再則，筆者實在不能認同「退稅卻社會兩極化發展」的執政成績單，更非仿效的典範，如何讓多數民眾生活得更好才是台灣政府應努力的方向。（作者為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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