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逸南
在民主法治國家，「有權利，必有救濟」乃常理，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條第3項第1款規定，保證任何一個被侵犯了本公約所承認的權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補救，儘管此種侵犯是以官方資格行事的人所為。此項公約於2009年底已在國內法典化，為何15年(2009~2024年)後，卻出現「國會擴權」，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增訂國會開「罰單」處罰人民，而受害者求訴「無門」的民主大倒退？
國會開「罰單」處罰人民部份，依目前在聽證權規定的「相關救濟」是，受處分者如有不服，得向立法院所在地的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由此觀之，被開罰單的受害者向台北地院行政庭、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那麼「被告是誰」？「聽證權部份的被告」有可能是立法院會的成員嗎？而「調查權部份的被告」有可能是立法院依個案成立的調查委員會成員嗎？依行政訴訟法第24至26條有關被告機關之規定，在此無法適用，倘若沒有被告，何來訴訟？
平心而論，「司法二元制」已施行92年（1932~2024年），依法訴訟而言，「人民告官」的主要法律依據是行政訴訟法，它的第一條規定：行政訴訟以保障人民權益，確保國家行政權之合法行使，增進司法功能為宗旨。所謂「國會開罰單」算是「國家行政權」的行使嗎？依常理，司法機關的行為，縱令損害人民的權利，不能提起行政訴訟，那麼立法機關（國會）的開「罰單」行為，不服者有可能提起行政訴訟嗎？值得探究。
（作者是仲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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