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經偉

我國應保有死刑，但即使是支持死刑者，亦常忽略死刑存在的一項重要功能是「殺敵」，而「敵國內應」當然也是廣義上的「敵軍」，假設台海爆發戰爭，內應必會配合共軍，在台灣進行各種破壞、危及吾人存亡。此時法官對其依法判死，則法官的法槌就宛如殺敵之利器。戰雲密佈的台海局勢，既然國造潛艦應運而生，死刑當然也該為此繼續保存。

日本是個鮮明的例子。做為已開發國家，日本保有死刑，多數民意也支持。然而扶桑之土，亦曾廢止死刑三百四十餘年：聖武天皇篤信佛法，盼望停止殺生之刑，於是「藥子之變」主謀藤原仲成遭處決後，弘仁九年（西元八一八年）大和朝廷正式廢死。「平治之亂」爆發於平治元年（西元一一五九年）後，才又有一遭處斬者（藤原信賴）。可見死刑的存廢，與戰事之起落，可謂一體兩面。與其問死刑本身是對是錯，不如問我們所處的時空需不需要「殺死國家內部的敵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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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即使日本那三百四十餘年的廢死，廢的也只是「直接處死」。大和朝廷採《唐律》，五刑從輕到重依序為：笞、杖、徒、流、死。「死」被廢止，最重之刑便是「流」。考量到古代的城鄉差異、交通條件、生活科技等等，現代人絕對不該將流放想像為「搬去鄉下住」，而該是「被丟到荒郊野外」，所謂黃金72小時、333原則…流刑也可謂是「間接死刑」，像宋濂就死於流放。當代台灣城鄉差距小（至少便利商店四界開），不可能用流刑絕除某內鬼，死刑的殺敵功能，於是也難有替代方案，只能保存之。

（作者是清大歷史碩士、民防活動參與者）

編按︰宋濂，明帝國初年的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因胡惟庸案牽連，被明太祖流放蜀地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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