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財隆／公平會委員

「民主的代價就是必須永遠保持警戒」，美國開國元勳傑佛遜的這句名言屢被傳頌。但到底要警戒什麼呢？後世經驗告訴我們，自由民主體制主要有三大敵人，分別來自極權的威脅、金錢的誘惑，以及廉價的激情。

有人說，二十一世紀以來，尤其是從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在歐美民主國家聲勢急遽上漲的「民粹主義」（populism），不過就是一種廉價的激情，來得急、去得也快。但種種跡象顯示，事情似乎並沒有這麼簡單，就連二○一六年英國脫歐成功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恐怕都還不是民粹現象的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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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今年適逢全球關鍵選舉年，歐美各地主張「反 菁英、反移民、反全球化」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無論是在得票率或執政機會上，應該都會大有斬獲。

民粹主義一詞最早起源於十九世紀末，美國南方和中西部的一場政治運動。當時農工和礦工聯盟組成「人民黨」，強烈反對被認為導致農產品價格下跌和工資停滯的金本位，同時對抗東北地區以紐約為主的銀行家和金融機構。

民粹主義：一種內容空泛的意識型態

至於當代民粹主義則具有哪些特徵呢？和那些提倡進步價值的社會運動又有何不同？主要根據荷蘭政治學者穆德（C. Mudde）的權威著作《民粹主義》，大致解析如下。

首先，民粹主義是一種內容空泛的意識型態，難有固定形貌，並往往依附在其他意識型態之上。例如，民粹主義可和左右兩種意識型態結合，所以不僅有向來盛行於拉美國家的左翼民粹，也有晚近在西、北歐富裕國家興起，標榜國族主義和本土主義（nativism）的右翼民粹。後者主要針對外來移民和內部少數族裔。

正由於其「內容空泛」，以致民粹主義者雖然「勇於提出令人不安的問題」，但本身並無法好好回答或回應當代社會的政經難題。

其次，民粹主義者習慣把社會化約成兩個內部一致（具有相同利益和價值觀）且互相對立的陣營，一邊是「善良、純粹的人民」，另一邊則是「腐敗的菁英」。

依其論述邏輯，這裡的人民既隱含「人民主權」，更代表「平凡老百姓」，特別重視那些因為社會文化和社經地位而受到排擠，或被主流政黨忽視的群體。民粹領袖（不乏政治素人）或行動者常會故意採用那些被主流文化視為低俗的文化元素，也就不教人意外。

民粹主義者眼中的建制菁英則泛指「大部分已在政治、經濟、傳媒及文藝界中取得領導地位的人」。有趣的是，他們非難的菁英對象並不包括民粹領袖及其重要支持者。

民粹主義運動常會伴隨對傳統政黨、官僚體制或大型機構的批判。英國脫歐活動期間最經典的口號──「讓人民奪回我們的國家」（take back control），更在世界各地引發不少仿效。

需求面：是誰在擁抱民粹主義？

最後，除了精準定義何謂民粹主義之外，穆德分別從民粹政治的供給面（領導者的特質、主張）和需求面（支持者的想法、偏好）角度切入，按照選舉能量、議題設定和政策影響等三項標準，客觀分析如何評價民粹主義之成敗，在在教人讚佩不已。就政策意涵而言，他特別強調需求面因素，亦即理解選民的認知和想法，才是重中之重，並藉以找出民粹政治的蔓延原因和回應之道。

譬如他認為，經濟顯著下滑或政府發生重大弊案等事件，都很容易激發出民粹情懷，但政治菁英對民怨的反應遲鈍、冷漠，才是關鍵因素。以歐洲極右民粹政黨的支持者為例，他們大多來自在地工人階級，因為「早年所支持的社會民主政黨，已經不再替本土基層發聲，反倒去擁抱全球化、歐洲經濟整合和多元文化主義」。

在大西洋的另一端，美國社會學家霍奇爾德（A. Hochschild）的田野調查力作：《國境內的陌生人：美國右派的憤怒與哀愁》也呈現出類似的焦慮、挫折和世界觀。「為什麼那一群又一群的移民、黑人…總是在插隊、被優先考慮？」，此書對美國川普的崛起和茶黨運動的緣由，特別是其支持者的處境和心境，描述極為深刻。

經濟不平等（inequality）與經濟不安（insecurity）聯袂而來

問題是，每個時代、每個社會都有「不滿族」，但這波民粹主義到底在反撲什麼？他們為什麼能在近一、二十年來，在歐美富裕國家成功召喚？接下來就來談談「民粹主義的天敵」，亦即經濟學家們如何看待這個時代議題，主要從一九九○年代以來，大幅技術變遷（自動化、數位化）和全球化（貿易、金融、移民）的衝擊開始論起。

技術進步和全球化（含中國經濟崛起）固然得以有效提昇整體生產力與經濟福祉，然而劇烈調整過程往往會伴隨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擔不均等後遺症。例如教育程度較高者和都會地區，通常比較敏於運用全球經濟整合競爭壓力下，獲利或生存所需的技能和資源。

然而，隨著產業轉型和工作型態大幅改變，除了帶來更多不確定因素之外，也會產生另一批收入微薄、缺乏勞動條件保障，甚至工作不穩定的「殆危階級」 (precariat），或所謂「蒲公英族」。這種經濟兩極化（polarization）的趨勢，近年來在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更容易導致政治和社會兩極化。加上如果國家政策沒有妥善因應，特別是好好安頓、扶植那些「落隊」（left behind）的人或產業，無異為民粹主義打造溫床。

艾塞默魯（D. Acemoglu）和羅德里克（D. Rodrik）這兩位美國經濟學家，剛好都是土耳其裔，分別在技術變遷和全球化的分析架構方面，都有相當傑出的研究成績，所提建議更每每發人深省。如對經濟不平等和民粹主義的關連感興趣，他們的著作不容錯過。

另一個和經濟不平等（所得財富分配不均、區域失衡）高度相關但不完全一樣的概念則是經濟不安，近來也常被拿來解釋民粹主義的成因和為何持續壯大。

理由在於，有些人根本不喜歡過分單調的平等（和別人比較），反而更關心如何降低個人的經濟不安感（和過去比較）。而不論原因為何，如果「個人經濟現狀」教人擔憂或不存希望，那麼行為經濟學上的「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就會發揮作用。類似已經輸錢的賭徒心理，極願意再賭一把，亦即行為轉為「風險愛好者」，轉而支持激進的民粹主義領袖和政黨。

很多民粹主義者的過激言論和主張都很不可取，但他們的出現，不僅在歐美各地主導政策論辯，更讓當地左右政黨的傳統支持者重新洗牌。就台灣來說，我們的主要苦惱和他們並不相同，但對經濟成長的目的，乃至在分配和不安方面的政策因應架構、語言和論述方式，必須重新思考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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