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自由廣場》韓國醫學界的世紀危機

◎ 蘇冠賓

韓國醫師罷工、醫學生休學、教授辭職的事件,牽涉到盤根錯節的系統錯誤,並不是「醫生薪水不夠、偏鄉沒有醫生、醫生缺乏救人的熱情」等等風向操作的表像。

我在2016年訪問某韓國醫學大學,當時附設醫院精神部主任告訴我,他們所招募到的都是該大學醫學院前五名的畢業生。令我最訝異的是他們的住院醫師訓練,第一年是真的「住院」的醫師,急性病房會空出一間,讓住院醫師作為值班室兼做辦公室,住院醫師一整年不能出病房,連家長要看孩子都要來病房裡面探訪。現在已經是資深教授的部主任很自豪的告訴我,他們當初都是這樣訓練出來的。

然而,聘用住院醫師的目的是栽培人才,不應只是當作人力來使用。反觀台灣幾十年前,教學醫院也曾經以年輕的實習和住院醫師作為第一線人力,一直到了近年來醫學教育改革,才真的把學生當作學生!

其次,韓國健保給付低落,醫療訴訟高漲,政府多項決策都不利於照顧急重症的醫師,甚至造成「仇醫和敵醫」的風向。多數醫師走向基層,從事自費和醫美,人數大增自然把握醫學會的權力。政府面臨醫療水準低落、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的難題,向醫學會求助,但醫學會主要功能變成維持健保點數,也無力左右多數醫學會會員的動向,最後政府竟用最下策,採取增額招募醫學生的手段(從每年三千多位再增加二千位),一時引燃戰火。前天我跟韓國的醫師閒聊,他們對政府有非常多的不滿,認為在帶動仇恨醫師的過程當中,許多政治人物的知持度反而大大提高。

韓國目前這場世紀危機,最需要的就是「對話」,韓國政府必需重根檢討整個系統的錯誤,而非利用帶動「仇醫敵醫、醫生要有醫德」的風向來提高執政支持度。此外,韓國遇到的狀況,有一些台灣已經經歷,有一些也將要經歷,值得深思借鏡。這件事件一定會對未來韓國的醫學教育和醫療帶來長遠的創傷,我也很期待並祝福韓國醫療界的朋友們,能夠平安度過這個危機!

(作者是中國醫藥大學精神醫學及神經科學教授 安南醫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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