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中國要維持何種關係，才能確保台灣人民福祉，多年來一直是各方關切的議題。前美國在台協會（AIT）處長司徒文（William Stanton）近日投書媒體，就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所提，台灣可考慮與中國共組一個邦聯的論調表示異議，強調新加坡比台灣更適合加入與中國的邦聯。正處於大選政治熱季的我國，有志大位者對此議題各有主張，選民或整體社會也要就此慎思明辨，方足以透過選戰辯論及投票，確立對台灣有利的走向。
楊榮文九月間出席台北一個論壇，提議台灣可考慮與中國共組邦聯，為最終和平統一展開進程。他的論調，大致涵蓋了台灣近年出現的「疑美論」、「棋子論」、「東升西降」、「時間不在台灣這一邊」等論調，除了有替中國張目之嫌，還不失其為廣東潮汕移民後代的文化本色，訴諸華人家族觀念，把台灣與中國之間說成「家庭糾紛」，自己是「親戚」而有此關懷。
照楊榮文說法，台海的現狀不可持續，是不穩定和虛幻的，台灣因美國的介入才維持與中國分離的狀態。美國對台灣的政策作為，並非出於愛台灣人，而是利用台灣對付中國，也是其軍火企業的好生意；台灣因而是美國的棋子，在對中國的戰爭中，只是一個可被犧牲的棋子。然而，十年後中國軍事即可與美國分庭抗禮，經濟規模二○五○年也將大於美國，台灣因而面臨「二元選擇」：期待中國變化，讓統一變得不必要；或推動與中國漸趨一致，成為「未來中國」的一部分。獨立、不獨、不武、不統都非台灣合適選項，他因此提出邦聯的主張。
相較於「中國人的邦聯」說，司徒文從歷史文化、政經背景與互動，平實而帶有反諷地駁斥，指楊榮文所來自的新加坡，事實上比台灣適合加入「中國人的邦聯」。基本上，楊榮文顯然對習近平的野心及統一進程所知甚少，無視香港在「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等承諾見棄後的慘例，也低估台灣人民對共產中國的嫌惡。其次，新加坡人口四分之三為華人，但毫無證據顯示華人比率高就渴望當中國公民，包括楊榮文自己。此外，依「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國際評比，新加坡只稱得上有限度自由，中國自由度更為低落；新加坡應比台灣更能適應中國不自由的政治與社會制度；況且其面積較小，要吸納共產黨那套遊戲規則相對容易。
司徒文在AIT處長卸任後，長年留在台灣從事高等教育工作，是深入瞭解台灣社會民情的美國友人；上述見解，較諸自稱「一個受到台灣許多恩情的新加坡人」楊榮文，其擺脫「同文同種」華人窠臼，以民主自由普世價值為本，與台灣人民站同一邊，立論高下立見。
事實上，楊榮文與若干台海和平論者都有共同幻想與偏失，只對民主自由台灣說東說西，甚至苛求怪罪，卻不敢對專制中國同等要求，稍置一詞。更惡劣的，還助紂為虐，替中國幫腔，脅迫台灣。楊榮文講話現場，不但與談人對他不敢苟同，台下馬上有年輕聽眾高喊，「我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也有人直指他「曲線為中國做說客」，都凸顯楊式邦聯論在台灣難以推銷。可悲的是，即使他本人，也以「要是我是台灣年輕人，也會有同樣的想法」回應，堪稱居心叵測。
楊榮文沒有為其邦聯論下定義，但按國際通說，係指主權國家基於共同利益和價值的聯合，如歐盟、蘇聯解體後的獨立國協。現實上，中國的利益是併吞台灣，價值觀不但反民主，還以專制為能事，企圖改變世界秩序。從而，依其認定，中華民國已於一九四九年滅亡，台灣泛藍陣營的「一中兩國」、「一國兩府」、「一中各表」一概封殺，只能有「一中原則」、不容各表的「九二共識」。
再查考其作為，撕毀一九五一年西藏《十七條協議》、一九八四年關於香港《中英聯合聲明》，近年違反「南海非軍事化」公開承諾、悍拒二○一六年國際常設仲裁法院「南海仲裁案」，都顯示毀諾無信是中國的家常便飯。如今習進平野心更大，對台灣脅迫更厲，國際社會對其戒心更甚，只有頭殼壞去或別有用心者，才會相信楊榮文所鼓吹的，與中國協商可「提升一般台灣人的福祉」。
大選活動中，在台灣高唱反戰要和平、兩岸一家親、直接與北京談判、不要外國勢力介入等主張出籠，且把雙邊官方互動停滯歸咎台灣，猶如當年姑息納粹論調的台灣版，討好強梁，卻責怪受威脅者。與虎謀皮，為虎作倀，必將帶來禍害，台灣人不能不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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