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介修
這幾天對於「蚊子館」的討論，輕易地落入了「打壓客家」或者「客家站出來」的二元對抗，而無法正視「蚊子館」背後所凸顯當代台灣民主政治亟需突破的困境，以及台灣長期以來對於「發展」的偏誤迷思。
隨著政治勢力的競爭，各個政治陣營無不絞盡腦汁提出各種「大建設」。舉我的家鄉苗栗市來當例子。苗栗市郊有後龍溪流過，在短短幾公里之間，苗栗市穿越後龍溪總共有四條大橋，除了原有的兩座橋之外，近兩任的縣長，各自蓋了一條比宏偉、比華麗的「大橋」。此外，苗栗其實早就有「巨蛋」了，不過這個華麗的「大建設」現在一年使用不到幾天，它的功能可能更多是讓人記得某任縣長爭取預算非凡能力。而向天湖畔的「賽夏族文化會館」，更讓人感嘆這幢花費高昂的建築物的空洞貧乏。
這個「大建設」的迷思有其歷史的脈絡。台灣在七○、八○年代國家主導的經濟建設過程中，「十大建設」、「加工出口區」以及後來的「科學園區」，曾在全球經濟的特殊情境中許諾了台灣人民對於「發展」的想望。而這個「大建設」的邏輯在台灣人民的需求長期不被看見的情境下，隨著民主開放後的政治競爭逐漸成為政治人物擄獲民心的捷徑，這個策略在宋楚瑜擔任省長期間被發揮得最為淋漓盡致，後來這個「散財」的策略也被許多政治人物所爭相效尤。事實上這即是造成「蚊子館」的邏輯。
把這個「大建設」的邏輯問題化，並不意味著我們捨棄了追尋更為美好生活的許諾。相反地，指出這個迷思代表著我們需要更為細緻的「發展」過程─也許「大建設」已經不再是許諾我們更為美好的生活的策略，我們需要根據每個在地實際的情境和需求，形成特定的「發展」方案。
也許「蚊子館」正好提供了我們重新檢視「大建設」迷思的機會，也許這是我們擦亮對於評價政治人物雙眼的機會，也許這是我們正視每個在地的、民間的「發展」行動的機會。這個認知也許對於各種「文化運動」來說具有格外重要的意涵─政府的政策只是一部分，很小的一部分，民間和在地的社區行動才能讓「文化運動」找到立足和活化的能量。
（作者為台大衛生政策研究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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