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仲庭
近來台灣掀起諸多性騷擾，甚至性犯罪事件頻傳，台灣可說正在歷經「#Metoo」運動。在性犯罪案件中，經常只有被害人單一指述，而無其他物證（非供述證據），使得案情總是曖昧難解。
在這類事件中，我們究竟如何看待權力？如何使用權力？筆者認為，如果要避免此類性騷擾爭議，關鍵在於「不要使用權力，進行任何私人的交友行為。」
例如，上司不應使用職場上的權力，指揮特定部屬跟隨自己出差，藉此爭取更多與該部屬相處的機會，哪怕該部屬也有情意，這樣的行為都應該避免。
原因在於，運用權力去吸引被追求者，很難讓被追求者擁有拒絕的自由，進而難以辨別這是「心甘情願的赴約」，還是「礙於權力不對等的委曲求全」。
權力的運用是非常廣泛的。一言以蔽之，只要不是公事公辦、不是照章辦事，就可能造成權力的濫用。例如，按正常程序來說，稿費會以匯款方式支付，如果總編輯以付款為由，邀約作家碰面並試圖發展親密關係，這就是一種權力的濫用。
權力的濫用，往往讓被害人無法立刻作出反應。被害人時常歷經：自我懷疑、自我說服、替加害者開脫等階段。縱使明確知道自己遭受騷擾，也常因權力不對等而噤聲。
最後，在權力運作之下，還必須符合特定要件，始可「獲得資格成為被害人」。還有什麼是比成為加害者心中的「理想被害人」，還要讓人憤怒與哀傷的呢？
（作者是台灣青年法律人協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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