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院成立「中國協調辦公室」，期中選舉後的眾議院則成立「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而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召開本屆國會最後一場公聽會。即將卸任議長的裴洛西稱：二○○○，我在院會敦促同事們阻止讓中國加入WTO，我們不應該將交易置於理念之前，因為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美國有道德責任將我們的貿易關係和人權問題聯繫起來。她表示，有些人認為北京納入國際商業機構後，將帶來一波波的改革和進步；結果就是，美國企業與政府都給了中國一張空白支票。裴洛西批評，中國入世二十年來，根本無意遵守世界貿易規則，如今卻對美國有關中國晶片和相關產品實施出國管制向WTO提出申訴。裴洛西說得沒錯，所謂的「遵守規則」，在北京的辭海便是「對我有利」的意思。
而今年五月底，布林肯的中國政策演說指出：中國不僅具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其日益增強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又使之具備此一能力。他說，北京的願景將使我們遠離過去七十五年來保障世界持續進步的普世價值觀，與此同時，中國也是全球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應對從氣候到新冠疫情等各種挑戰的能力的一部份。事實上，目前中國對美國已經形成複合式的挑戰，而且，中國所具備的能力很大程度是美國所挹注的。從「聯中制蘇」到「以經促變」，美國帶動西方的對中經貿投資、技術轉移，乃至助其以開發中國家身分加入WTO，都是當前「中國威脅」形成的背景。或許，協助中國發展經濟，將其納入全球化體系，本身未必是壞事，大家可以各蒙其利。問題在於，美國從一九七○年代肯定「中國特殊性」，至今仍「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那幾乎就注定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最後還是會走到「習近平的新時代」。
或許，協助中國發展經濟，將其納入全球化體系，本身未必是壞事，大家可以各蒙其利。問題在於，美國從一九七○年代肯定「中國特殊性」，至今仍「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那幾乎就注定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最後還是會走到「習近平的新時代」。（REUTERS）
日前，中國多個城市出現白紙革命之際，江澤民去世。美國前駐中大使洛德表示，江澤民的主要遺產包括發展經濟、對美親善，他對經濟政策和政治討論都相對開放，並取得平衡。實際上，江澤民，乃至胡錦濤，還是沿續「政左經右」路線，這也是鄧小平總設計的改革開放的本質。江、胡掌權期間，一黨專政出現軟化跡象，說來諷刺不是他們有意改革所致，而是經濟開放、外資群聚所帶動的快速成長，令上上下下的黨政領導、幹部，紛紛在自己的地盤化公為私、以權謀利、貪污腐敗，因此無暇他顧所形成的政治寬鬆表象。而江、胡點綴性質的反貪腐，到了習近平手上卻成了全面肅清政敵、接班人的文革式武器。
習近平的返毛現象，既是他本人的特質，也是中共一黨專政的本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民間社會力、民營企業競爭力上升，一黨專政要維持下去，強化、升級專政手段也就成為必要，於是數位極權主義應運而生。習近平，可能自認是回歸毛澤東的創黨純潔初心，但江、胡不也始終沒有偏離毛路線，只是增加一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元素？反和平演變，防止前蘇聯解體的覆轍，不也是貫串他們的那條紅線？如今回想，所謂的韜光養晦、絕不稱霸，只是時機尚未成熟的欺敵戰略。習近平予西方截然不同的觀感，似乎來自他深信東升西降、中治西亂所展現的行動（例如戰狼外交、南海軍事化、香港二次回歸、否認海峽中線），令西方不得不重新檢驗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政策的假設前提。
從川普到拜登，美國為首的西方，中國政策的轉彎幅度不可謂小，但若只講競爭、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依舊無法根除新冠疫情、供應斷鏈、軍事冒進等衝擊普世價值的挑戰。拜登不尋求與中國打新冷戰，習近平卻矢志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即使被迫自力更生、內循環，也足以造成比普廷、金正恩更大的殺傷力。去全球化，不會是全球化的終結，因為國際相互倚賴已深，目前看不到回頭路。於是，誠如裴洛西所提醒的，貿易與人權必須聯繫起來。全球經貿，不能淪為專制政權自我強化、脅迫他國的平台。共產中國尤其不可輕忽，否則，挾其第二大經濟體橫行無阻，不僅自由貿易、公平貿易，甚至普世價值、國際和平都將汲汲不保。本月中，達賴喇嘛接見德里台灣商會代表團時表示：台灣可運用自由民主的力量與理念，去影響、改變中國，讓中國也能變得更開放與自由。改變中國，造福十四億人，這是世界對中國最大的友善。而吃過大虧者的苦口婆心，更是執迷經貿優先的西方政界與商界領袖的暮鼓晨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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