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宗新
中共廿大中，供銷總社負責人梁惠玲當選中央委員，會後供銷社宣布大舉招考工作人員，加以不久前啟動的社區食堂，這些舉動令人聯想到改革開放前的人民公社。
供銷社源於韓戰期間的民生農糧匱乏，因而透過集體方式生產銷售，對中共在文革期間仍能維持統治權，功不可沒。中國走向市場經濟後，供銷體系重要性頓失，面臨轉型危機，甚至一度以我國農會為學習對象。二○一二年習近平上台之際，基層供銷社的鄉鎮覆蓋率只有五十六％，二○一八年迅速攀升至九十五％，目前推測已涵蓋全境近四萬個鄉鎮。
這種集體經濟的復興，可從以下幾層面解釋。在經濟層面，中國歷經卅多年快速成長後，工業化紅利即將用盡，土地、勞動力、原材料等成本均上升，多項經濟指標出現警訊，外資亦開始撤離，導致失業率上升，引發一波波官民衝突、社會動亂。為對抗停滯性通貨膨脹，中國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並重啟物資控管，對外做足與他國貿易競爭準備、對內避免中產階級貧窮化。
政治層面，是政府將經濟權力下放後，出現了阿里巴巴、騰訊等巨型私營企業，馬雲等企業鉅子成為青年崇拜對象，甚至出言批評政策，政府權威受到挑戰，過去賴以為財源及人事安插管道的國有企業也式微。面對市場自由化反造成「令不出中南海」局面，習近平上任後強調「國進民退」，鼓勵政府及國企對經濟的干預，試圖將遭地方及私企瓜分的權力重新集中。
社會層面，則是糧食危機的浮現。改革開放後，人口向都市集中，農村成為貧窮象徵，集約農業下的糧食產量也始終不足以自給。二○一九年美中貿易衝突發生，美國限縮大豆、玉米出口，並調漲中國農產品進口關稅，糧食安全成雙方角力重點；此外二○二○年新冠疫情爆發後，中國堅持清零政策至今，封城、封路之舉嚴重影響物流，農產品難以運抵城市，價格大幅上漲。
重啟計畫經濟，固能於短期內對資源做出合理配置，卻也可能造成市場僵化、創業意願降低、外資撤離等弊端，與改革開放路線背道而馳，顯示中國經濟正走一種閉關鎖國的內循環模式。
（作者為公務員，台中市民）
◎ 愚工
「供銷社」全稱是「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隸屬國務院，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他獨家「統購統銷」煤油、火柴、捲煙、白酒、白糖、食鹽、布匹、化肥，棉花等至關國計民生的農產品，自詡「一手托兩頭」，在穩定物價、調控物資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個體戶及民間企業的興起，經營管理落後的國營企業供銷社逐漸凋零，演繹了國退民進的浪潮。
怎奈風水輪流轉，習近平掌權後逐漸走毛澤東時代，「一切聽黨指揮」，政府管控包山包海的老路，供銷社隨勢復活，中共各級媒體開始對供銷社讚譽有加，十一月一日《北京商報》一篇題為「供銷社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文章，更稱供銷社就像一個「壓艙石和穩定器」，在國家的大局中找定位，供銷社復活的政治正確詮釋了國進民退的浪潮。
跟供銷社一樣，人民公社也有讓政府管控一切的好處。人民公社是一種「政社合一」組織，他把農民的衣食住行都在公社控制之下，毛澤東曾如此稱讚人民公社：「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
供銷社、人民公社讓政府管控一切的好處，非常符合習近平廿大講話的精神。二○一七年，習近平的十九大報告呈現的是樂觀與豪放，認為東升西降，提的都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共產黨偉大使命」、「全球和平安全」，試圖駕馭世界。但在廿大，習近平強調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因為處境已經不同。他還提到國際反華勢力空前強大云云，顯示他有強烈不安全感。
政府管控一切是極權政府確保政治安全的殺手鐧，這也可以從習近平對於百工百業及人民言論與思想的管控越栓越緊的客觀事實看出端倪。供銷社、人民公社甚至文化大革命2.0，在習思想的指導下，恐怕已經是中國社會日後必然的產物了！
（作者為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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