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恩恩爸向新北市政府請求國家賠償遭拒，就暴露出現行國賠法，尤其是協議先行制度的諸多問題。
依國賠法第二條第二項後段，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權利受侵害，國家就須負起賠償責任。而大法官釋字第四六九號解釋，更進一步指出，只要法律對公權力行使職務的規範明確，且人民對此事項有請求作為之權時，一旦公務員不作為致受損害，國家就應負賠償之責。
惟就現實來說，因目前的國賠責任仍採過失主義，即請求國賠者就須舉證，執行職務的公務員，具有故意或過失的不法侵害。如就恩恩案來說，救護派車時間，即便超過八十分鐘，但主管機關仍可以疫情嚴峻、資源有限等理由，來合理與正當化如此的延遲，更遑論，所有資訊皆掌握在官方手中，能否期待其全面揭露，亦有很大的疑問在。
即便能證明公務員有殆於執行職務之事實，還得繼續證明此不作為與權利損害有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尤其新冠肺炎肆虐期間，公機關亦可輕易以是因確診病死，而非延遲送醫所致，來切斷因果關係。
也因訴訟請求國賠之不易，故國賠法第十條，才規定了協議先行原則，即先向賠償機關為協議，不成才可向法院提訴。如此的制度，即在使行政機關能自我糾正，並使人民儘速獲得賠償。惟要機關自我認錯，卻是可遇不可求之事。
因國賠法僅明文協議先行，但對於其中的程序內容，卻全然未規定，等同空白授權由各機關自行決定。而目前各機關，雖皆設有國賠委員會來審議，但以新北市的十五位委員，官方代表有六、法律專家學者有九，看似有外部性，但這些委員如何選出，卻肯定是機關的自我決定。
其次，在缺乏法定性下，程序進行，尤其是當事人可否到場、要否辯論等，全委之於委員會的內在意志，就難免於恣意，既不透明、更犧牲了正當程序之保障。
故藉由恩恩案，立法者除應將國家賠償，由過失責任，改成危險、甚至是無過失責任外，亦應強化協議先行的程序，以免使此制度流於形式。又在將國賠審議委員會法制化後，於其中委員會組成，也應是由市民所產生，以使民主制度更為深化。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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