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自由共和國》余英時/展望香港的前景――答某媒體八問(下)

武漢病毒的消息未能及早傳佈,警告其他地區,最後病毒竟從中國傳到世界各國。及至今日,疫情仍在全球肆虐。圖為香港防疫人員進入一家療養院,在近來一波慘重的疫情中,香港療養院長者死亡率頗高。(法新社檔案照)

余英時/故歷史學家、中研院院士

編按︰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北京人大常委表決通過《香港國安法》,晚上十一點由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公布並立即生效。去年仙逝的史學泰斗余英時於七月初接到香港某媒體傳真,問可否受訪,余在九月十八日完稿,並表明「我是因為香港是我的一個故鄉,才為此全心全力完成此文」。

最終,這篇稿子未能在香港見刊…輾轉收錄在五月即將問世的《余英時評政治現實》一書中。

問:港英時代會如何處理歷史議題呢?對於歷史教育,例如教學方法、教科書的編寫等會否主動干預?

余:據我所知,港英時代的教育司署僅提供歷史教科書的指引(如時代、地區等),但決不干涉編寫內容。當時編書工作是自由開放的,由書局約人撰寫,出版後由各學校自由選用。那是一個私人競爭的書市。在六十年代,有一家書局(人人書局)聘請錢穆先生為「總校訂」,由新亞歷史系教師(都是錢先生的弟子)分頭編寫。他們先列出綱要,與錢先生商議,並得到他的認可,然後兩三人開始撰寫每一冊課本。他們之間詳細考辨書中問題,書店和教育司署都完全不干涉。遇有困難不易決定的問題,最後還求之錢先生。當時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但英人決不因此過問教科書對殖民當局的態度。所以像鴉片戰爭這樣敏感的題目,教育司署中人也完全不加干預。

問:很多人認為香港從前是殖民地,港人沒有家國情懷,所以要推行「國民教育」以增強愛國意識。余教授任職新亞書院院長時,正值香港「火紅年代」,當時沒有由上而下的愛國教育,但許多學生仍然會主動「認中關社」(編按:認識祖國,關心社會),你認為是什麼原因驅使現在的香港年輕人不再「愛國」呢?推出一個由上而下制定的「愛國教育」是否足以彌補?

余:香港七、八十年代青年學生民族文化意識的興起,確是我親眼目睹的事。這在當時是一個很自然的趨勢,那是所謂「改革」和「開放」的時代,大陸上青年學生正在追求「人文精神」和現代普世價值。香港青年和大陸青年接觸越來越多,明確意識到自已還在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之下,他們獨立自主的精神很快覺醒了,決不甘心自已仍是「殖民地的子民」。他們轉而認同中國並關懷香港社會(認中關社)是順理成章的一種發展。但你們在問題中斷定「現在的香港年輕人不再『愛國』」,我認為這一斷定是完全錯誤的。最近兩年多以來,香港從「雨傘」到「反送中」等運動都引出幾十萬到幾百萬人的遊行抗議,其中青年學生扮演了中心角色。其實這便是港英時代「認中關社」精神的再現。你們問題中的「愛國」一詞是含糊不清的。教育局所倡導的「愛國」是「愛中共政權」,這和歷史上相傳不斷的國家――我們通常稱之為「中國」,完全是不同的對象。今天中共政權正在用《國安法》來毀滅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獨立的社會。如果中共政權竟以「中國」自居,我相信絕大多數的香港居民是無法接受的。今天香港年輕學生祇是不愛中共政權,但是他們仍然愛中國,並為一個民主、自由、法制、人權的中國而奮鬥。

問:上世紀中國政局動盪,許多知識份子幸能來到香港,這片尚存的自由空間,才得以安身立命:隨著中美關係急轉直下,過去中西文化交滙的香港,如今左右為難,加上北京不斷加強對香港的管治,你預視香港的獨特地位會否逐漸消失?

答:北京違背了當初「一國兩制」的承諾,單方面為香港制訂一種所謂《國安法》,直接干預香港的管治。這對於香港原有的獨立自主地位當然會發生重大的負面影響。中共的目標很明確:將一個充滿著自由空間的城市變成和國內所有城市一樣,一切大大小小的事務都由共產黨「一黨專政」作最後決定。因此無論是從理論上或法律上說,香港的前景都是很不樂觀的。

但是我不相信中共的如意算盤真能順利地展開。我願意舉出兩個理由:第一,香港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埠以來,正因為它是一個貿易自由的殖民地,早就發展出一套,一套自由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一九四九以後的大變動,引來大批的內地人士,在香港尋求生存的自由,這一自由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更得到極大的強化和深化。這決不是政治暴力所能輕易摧毀的。第二,香港居民和大陸上的中國人不同,他們一直生活在一種自由文化之中,而且為了保衛自由不惜進行激烈而長期的反抗。這兩年來他們傾城而起的許多表現已充分地證實了這一點,便不需多說了。所以從上述兩方面來看,中共在香港摧毀「一國兩制」的企圖決不容易得心應手。當然,香港人的抗拒在此有關鍵性的作用。

問:教授曾經警告台灣人,切忌為賺錢而在政治妥協,否則只會變成「第二個香港」。現在看來,你認為香港還有希望爭取到民主嗎?教授有什麼話想對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講嗎?

答:為香港爭取民主當然是很困難的一件大事,然而並非不可能的。我最後要指出最重要的一點︰今天恰恰是為香港爭取民主的最好時機!

香港的民主運動引起了大陸上強烈的民主要求,而這些要求主要都是黨內外重要人士發動的。例如今年八月中央黨校女教授蔡霞發表言論:批評中共強推《港區國安法》,「強暴香港人民」。她因此被開除黨籍,並取消退休待遇。七月間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公開寫文章,譴責習近平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以及其他措施,竟遭警方以「嫖娼」拘捕,清華大學也以此革除其教職。這事傳佈全世界,轟動一時。更令人注意的例子是中共紅二代任志強,曾任國企董事長。他首先指出武漢疫情蔓延是中共體制造成的。他說:「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體制的重病共同傷害。」他更進一步批評習近平是「渴望權力的小丑」。由於他在黨內地位高,他的影響力也特別大。這裏舉了二三例,足以顯示大陸上民主呼聲的緊迫。這和香港的民主運動恰好互相刺激。

最後,我要強調:國際形勢對今天香港爭民主也是最有利的時機。最近由於香港一再傾城而出,遊行抗爭,再加上武漢病毒傳到世界各地,中共的「一黨專政」已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攻擊。《紐約時報》一年多以來不斷報導:在西方許多國家中出現了一個越來越響亮的聲音,認為中共的一黨專政不僅為中國之害,而且其惡劣作用還向全世界擴散。尤以下面兩點最為國際社會重視:

第一,武漢病毒的消息之所以未能及早傳佈,警告其他地區,最後病毒竟從中國傳到世界各國,確診人數高達三千萬以上,死亡幾達百萬,正是由於一黨專政體制下的官僚作風造成的。

第二,中共政權專門聯合並支持其他極權或專制國家,如北韓、伊朗,製造出一個與民主自由國家為敵的國際集團,(有如二戰後的蘇聯或二戰前的納粹德意志。)這更是直接對整個世界的危害。因此今天國際上有一個強烈的要求,即如何使中國脫離一黨專政的統治。持此論者明白表示:他們視之為敵的決不是中國和中國人民,而僅僅是中共的專制政權。《紐約時報》最近的國際評論,對此報導甚多,其中尤以美國現任國務蓬佩奧的言論最為鋒銳。

這一國際論斷其實祇是傳達了一個信息:崇尚自由的國際社會期待並支持中國走上民主化的道路。所以我特別強調今天正是香港爭取民主的最好時機!

史學泰斗、中研院院士余英時。(資料照,允晨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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