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高雄發生有酒駕前歷者，又酒駕撞死傷一家人的悲劇。而此等案件於二○二三年起，將由三位法官與六位國民法官所組成的合議庭來審理，未來能否使司法判決注入人民意志，卻是必須思考的嚴肅課題。
依刑法第一八五條之三第二項，故意酒駕致死罪的法定刑為三到十年有期徒刑，又依同條第三項，若曾因酒駕而遭有罪判決或緩起訴確定者，於五年內又酒駕致死者，則可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而因酒駕撞死人，就致死部分，雖有預見可能性，但如此結果卻非其所願，就僅是有認識的過失犯，而非不確定故意的殺人犯。
惟若一再酒駕，並又酒駕撞死人，就凸顯其對人命的漠視與漠然，因此發生死亡結果，難道不能以不確定故意殺人罪來論處嗎？若答案為肯定，就可在無庸修法的情況下，來讓國民法官合議庭多增死刑選項。
惟基於不告不理原則，若檢察官未將起訴罪名，從酒駕致死罪變更為不確定故意殺人罪，國民法官合議庭可否擅自變更法條，既會有法律適用爭議，也可能侵害被告的防禦權行使。即便認為有權變更，但依國民法官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有關法令解釋權限專屬三位法官，六位國民法官，恐僅有請求釋疑之權。故若法官堅持殺人的不確定故意，不能僅以有酒駕前歷而應綜合其他事證為認定，致仍維持酒駕致死的罪名，六位國民法官就等同上了一堂，不確定故意與有認識過失區別的刑法課。
就算三位法官同意變更罪名為不確定故意殺人罪，則在人數佔據優勢的國民法官，是否真能改變現行司法不判死的氛圍呢？由於依國民法官法第八十三條第二項但書，若要判死刑，乃採取高門檻的三分之二決，且須要有至少一位法官的意見在內。故如六位國民法官都判死，但三位法官都判無期徒刑，就不能判處死刑，而是以無期徒刑為終，實與現狀無太大差異。
總之，無論是修法將酒駕致死罪增加死刑選項，抑或對此類案件以不確定故意殺人罪起訴，則在國民法官法的規定，於法令解釋及罪刑評議，皆是以三位法官為主導下，六位國民法官的加入，能否改變司法現狀，就待時間檢驗。
（作者是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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