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政男
幾件精神病患牽涉的重大刑案震驚社會，並引發精神衛生法修法之議。最新修法方向是，原本由專家會議判定強制住院與否，修法後將責任交給法官，因為，「限制人身自由只能由法官來決定」。這樣的論點實為以偏概全。
以防疫來看，接觸者的隔離，也是一種限制人身自由，當事人至少十四天必須待在斗室，不能亂跑，而且極大可能最後是沒感染，何以不必法官來決定，而是交給專家全權處理？就因大家信任專家不會濫權，而且侵害人權的疑慮跟保障社會比起來比例懸殊，再加上法院體系根本沒辦法承擔這樣的業務量能，因此委由行政單位代為處理。
防疫法源是傳染病防治法，就強制隔離與治療的精神來說，跟精神衛生法是一模一樣。事實上傳染病與精神病從中古世紀的歐洲就使用類似體系來處理，那時醫學不發達，於是侵害人權事例比比皆是，但隨著傳染病與精神病的治療日新月異，尤其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這類狀況已經減少到可以忽略。
另一個實際反證是歐洲的做法。在四十國裡，法官參與強制住院判定有三十三國，但也有七國的法官並不參與，其中包括最為注重人權的北歐五國，而司法精神醫學發源地英國，則是只有蘇格蘭如此，其他地方的法官並未參與。
由中立的法官來把關強制住院，當然可減少利益衝突的疑慮，問題是也可能讓強制住院手段變得更加難以使用。台灣原本每年強制住院三千多人，十四年前修正以後，降到了六百人，而將來改成由法官決定以後，以法院忙碌狀況，恐怕將會繼續下降，讓更多應該接受治療的精神病患，被送到急診後未被收治住院，直接回到社區。
現今社會安全網最大漏洞，其實就是強制住院門檻太高，擋下了許多應該接受治療的病患。現行條款主要問題在於，「自傷傷人」局限於身體傷害，事實上在國外，只要可能造成職業與地位損害，就可強制住院。若擔心專家濫權，可比照北歐，當必須延長強制住院，或者當事人提出申請時，再由法官判定。不此之圖，而是把強制住院決定權由專家會議交給對精神病理完全陌生的法官，只會越補越大洞。
（作者為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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