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盈年
新冠疫情爆發前，「數位發展」已拉升至各國戰略級別的產業布局策略，不同於放手交由市場機制演化，多國政府陸續投入大量資源於新興技術的應用擴展上；可以預期，疫後產業的復甦，數位科技將被寄予更救命性的任務。
然而，各種因應疫情而生的科技解決方案，也凸顯出數位發展的困難處，亦即存在於不同數位能力者之間的差距，反倒容易因科技的單獨介入，而更加惡化。
例如需從營收中扣除大比例數位平台使用費用的低潤店家，或是因實行遠距教學，面臨線上中輟情況的偏鄉教育，以及缺乏數位實戰經驗的長者，無法或卻步於使用線上預約與登記系統等。
這些案例都反映了一個根本問題：當我們將數位科技視為應對課題之解決方案的同時，事實上也加深了數位落差，或是讓數位科技成為造就資源斷層的原因。國家就必須對處於弱勢發展基礎的業者與民眾，提供更多的關注。
即便疫情趨緩，上述的數位落差，以及台灣要以什麼樣的體質來打造數位國家，不僅需立基於可信賴技術，在鼓勵業者甚或全民投身數位布建的長遠規劃中，亦仰賴政府對可信承諾的良好維護，而這相當程度將取決於，人民所見的數位發展包容性，究竟給了誰。
（作者為台大國發所碩士，任職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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