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為民主國家，台灣社會言論多元，統獨立場也分布於政治光譜，這均屬憲法層次的保障範疇。但民主體質的存續與強大，必須能摒除境外敵對勢力，尤其是對岸的滲透干預，這樣的言論才算得上真正「自由」。（資料照）
台北地院審理新黨青年軍成員王炳忠父子、林明正、台北市議員侯漢廷等四人，被控經中國籍人士周泓旭吸收，接受中國方面資助，在台發展組織，物色現退役軍士官和軍校學生，試圖吸收滲透進入我軍，涉觸犯國家安全法，合議庭近期認定檢方舉證不足，且無「明顯且立即的具體危險」，判五人皆無罪。但審理結果引發爭論，檢方也表明一定上訴。
北院合議庭引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一九一九年Schenk案見解，指替中共發展組織的行為，應以行為人的行為對我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有「具體危險」，才可處罰。危險是否「具體」，則應衡酌當時的客觀環境，判斷是否「明顯且立即」。且王炳忠等主張中國統一政治理念，參與組織、舉行活動、發表言論等行為，受憲法保障，於多元化言論自由市場，由國人判斷、取捨。
然而，法界對此有不同看法，認為重點不在政治主張為何，而是中國對台灣的滲透影響，就是透過威逼利誘長期部署，如僅視有無「明顯且立即」，豈非任憑這類「溫水煮青蛙」手法得以持續。
美國Schenk案對限制言論自由是採「明顯且立即的具體危險」的見解，但這是距今一百多年的判案，北院合議庭並未考量美國之後判案，對言論自由的見解變化。例如認定「有損公共利益、煽動犯罪、妨害公共治安或者危及合法組織的政府根基等言論」，也被視為有罪。將「有害傾向」列入處罰標準，這接近我們現在所呼籲建立民主防衛的概念。事實上，台灣的國家安全法並無「明顯且立即」的要件，法界多認為北院合議庭做了實質限縮的判決。
根據檢方先前起訴書指出，王炳忠等四人於二○一四年五月陸續被周泓旭吸收，涉依中國「國台辦政黨局」、「上海市對外聯絡辦公室」等官員指示，在台發展組織，並向周彙報成果。四人涉以「燎原新聞網」等平台掩護辦活動、經營網路社群粉絲團，並以「星火Ｔ計畫」對外物色理念相近的軍士官與軍校生；王炳忠並涉赴中收受資金。如果這些情況屬實，猶能隱身在言論自由保護傘下，那從中共角度，這對台工作的空間既大且靈活，民主沃土恰恰用來軟土深掘，只要不觸及「明顯且立即」危險就好。
台灣高檢署去年九月公布統計資料，國安案件定罪率雖達九十九．三％，但依國家安全法、國家機密保護法起訴的案件，大部分刑度在六個月以下，屬輕刑度；台灣高檢署檢察長邢泰釗警示說，「情重法輕」會造成國家安全有被危害的可能。由此也看出，相關國安憂慮早已發生，例如台灣史上最大共諜組織案主謀鎮小江只輕判四年；共諜周泓旭策動我外交官員交付情資也遭輕判，且因另涉吸收新黨青年軍案還待審，居然能有行動自由，形成「共諜在外趴趴走」的怪現象。這些情況恐使得共諜活動更有恃無恐。
中國危害民主國家，台灣首當其衝，美國、澳洲等民主國家也深受其害，但在強化民主防衛機制的努力，台灣未與美、澳等國同步。例如澳洲政府二○一八年通過「外國影響力透明法」，規定任何機構或個人如替外國政府在澳洲從事任何代理人活動，但又未主動登記申報，即觸犯刑法。該法是澳洲「間諜與外國干預法」的配套法案。台灣雖針對境外勢力的影響，通過「反滲透法」等國安立法，卻排除建立類似澳洲的代理人登記制度，民主防衛只做了半套。
同樣地，美國在對抗中國上，像為因應中國「千人計畫」的學術滲透，近年來有多人受到調查、起訴及逮捕，並陸續判刑。反觀台灣，今年二月才有首例受罰，僅處三十萬元罰鍰，自然難收嚇阻效果。而且對照中國國台辦宣稱有七十二位台灣專家學者加入，我方掌握的名單有限，反滲透的力道嚴重落後。
做為民主國家，台灣社會言論多元，統獨立場也分布於政治光譜，這均屬憲法層次的保障範疇。但民主體質的存續與強大，必須能摒除境外敵對勢力，尤其是對岸的滲透干預，這樣的言論才算得上真正「自由」。部分國家之所以提高民主防衛的強度，就是為防堵中國「利用民主反民主」的攻勢升級，台灣這方面顯然做得不夠。現有的法律工具未能有效反制，其中出現的縫隙漏洞，不僅迭遭有心人士更多的挑戰，也屢屢造成司法體系的判定與社會預期出現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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