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號稱現代版百官行述的主角翁茂鍾，於報紙刊登廣告，以表明自我的清白。如此的大動作，也凸顯此事件的究責，勢必困難重重。
司法人員收受私人利益或接受招待等，最重的處罰，不外是貪污治罪條例的公務員受賄罪。惟如法官收受利益時，並未承審相對人正繫屬於法院的案件，致非屬其職務行為，就很難落入受賄罪的處罰範疇。
而即便是屬自己承審的案件，但所收受利益與其職務行為間，是否具有對價關係，也會出現障礙。尤其百官行述的記載，只能說是傳聞，恐連提出於法庭的資格都沒有。就算確有其事，但到底接受招待或禮物，要到何等程度，才具有對價關係，也有很大疑問。故在刑事司法，因強調罪刑法定、證據裁判等原則，要以貪污罪來對司法人員的不當往來為究責，似有極大的難度，最終就只能為行政懲戒。
在去年七月十七日，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改制成懲戒法院之同時，其下專門審理檢察官、法官懲戒案件的職務法庭，除由原先一級一審改成一級二審外，為避免自己人審自己人的指摘，就於第一審的職務法庭加入參審員來組成合議庭。只是參審員的選出，雖開放由各方推薦，但最終還是由司法院法官遴選委員會來遴選，先不論是否具有恣意性，卻已與參審員的選出必須隨機、普遍、多元原則，有所牴觸。
而在遇有法官、檢察官懲戒案件時，須由十二位參審員，抽選出兩位來與法官組成合議庭，也與法官有完全相同的權限。惟參審員僅兩位，法官卻有三位，則在職務法庭的評議，並無特別規定，致仍採取過半決下，就算不論法律專業的優勢，光以人數來看，能否擺脫官官相護的質疑，也得打個大問號。
又公務員的懲戒時效最長僅十年，且根據公務員懲戒法第廿條第一項，是從行為終了時到繫屬懲戒法院之日為計算，但在司法者有所不法，只要仍在其位，就可動用影響力為掩蔽，實很難被察覺，往往得等到卸任而無實質影響力，行為才會曝光，但於此時，恐已過懲戒時效。甚至現行法，並無時效中斷或停止的規定，只要調查一拖長，就易促使時效完成，致暴露制度的不合理。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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