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馬來西亞籍女大生遭性侵殺害，引發社會震撼，尤其凶手曾在相同地點擄人未遂，警方卻未強化監控，無論是否有意吃案，也難逃疏失之責。更須深究的是，凶手曾多次竊取女性內衣，也被判有罪確定，難道無防範再犯的機制嗎？
社會治安的好壞，總以官方的犯罪統計數字為主要參考對象，惟此類統計與現實的犯罪案件，總存有落差，警察吃案，就是造成黑數產生的原因之一。至於吃案，若是因對刑法不熟悉，則必須強化警察的法學專業，但若有意為之，就須查明僅是個案，抑或是結構性因素，即是追求減少案件發生率所致。故對此次可能涉及吃案的事件，恐非拔官即可了事，更須檢討是否為追求績效的系統性因素所造成。
更該檢討者，是凶手多次竊取女用內衣，也曾被判有罪確定，故對此等具有性犯罪傾向者，難道不能提前預防，甚至矯治嗎？
依據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一項，觸犯妨害性自主罪者，於徒刑執行期滿前，經評估有再犯危險者，就須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裁定為刑後強制治療，直至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這算是防制性侵犯最有效的方式。
惟所謂再犯危險，既不明確，且未分危險高低，一律強制治療，也有違比例性。再加上無最長期間的限制，就碰觸到絕對不定期刑禁止之紅線。凡此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之處，大法官已於十一月三日為言詞辯論，以致隨時有被宣告違憲之風險，就算為部分違憲宣告，也必使此種保安處分被限縮使用。
而即便撇開此等憲法爭議問題不談，如此次案件的凶手，雖曾竊取女性內衣，但在刑法評價上乃屬竊盜罪，以致非屬妨害性自主的犯罪，就算被判有罪確定，也無適用刑後強制治療之餘地。
故類如此次案件被告先前所犯，於刑罰執行完畢後，僅能以是否有重大精神異常，而依據精神衛生法，由衛生主管機關對其強制鑑定與住院，即可儘早治療，並因此防止犯罪產生。只是在二○一四年，我國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納入國內法，而根據此公約第十四條第一款，明文不得以身心障礙作為剝奪自由之理由，就又面臨犯罪防制與人權保障間的衝突與抉擇。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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