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定國
日前媒體報導有人撿到失物並送至警局，然因失主報警竊盜處理，導致拾得者被認定為該案竊盜嫌疑人一事。雖該案業經不起訴處理，然除了對於失物應否自主拾得招領有正反意見外，於此另一討論係是否所有之竊盜行為，皆應以公訴罪定位？
實則，不時有因生活因素而盜取杯麵、餅乾等食物果腹者；亦不乏為撫養家人不得已竊盜者。即使被害人嗣後得知其不得已之處，而有寬恕之意，竊盜行為多屬非告訴乃論之罪（例外者如親屬間相盜），一旦檢、警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調查，無從適用刑法規定撤回告訴。另外，有些個案被盜財產對被害人而言實屬輕微，之所以提出告訴係情緒所致，嗣後加以衡量，認為無告訴必要時，但受制於非告訴乃論之結果，案件仍移送地檢署偵辦。
即使檢方得視個案依職權予以不起訴、緩起訴處理，然自警訊、偵查筆錄至予以不起訴處分之過程，被告仍承受參與之成本（如因出庭無法工作），對司法機關而言，亦屬資源成本之付出。自刑罰最後手段性角度，若部分竊盜行為實屬輕微，是否有適用非告訴乃論之程度必要？當前政府實應重新檢視現行對於竊盜行為之論處規定，視侵害行為態樣、程度等，擴大告訴乃論之適用，除避免動輒以刑事手段懲處經濟底層方，亦減輕刑事司法之壓力、尊重被害人之意願，以期自根本面解決問題。
（作者為靜宜大學法律碩士，彰化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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