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典堯
年初至今，遭受武漢肺炎疫情衝擊的產業被迫選擇放無薪假、裁員、減薪等影響個人職涯的情況，屢見不鮮，像是空服員因航班減少被迫至超商兼職以養家餬口、中高齡員工提前退休，轉換跑道等案例，至今仍未緩解，使得近年常受討論的「工作貧窮」議題又浮上檯面，成為疫情中無法忽視的社會課題。
所謂「工作貧窮」或稱「新貧」，是相較過去「舊貧」的一種劃分。傳統「舊貧」係來自就業結構穩定且多全時工作的工業社會，其救助觀念強調現金給付，並以處理短期失業、退休、身障等社會風險為目標。但現今台灣因就業環境不穩定、服務業的興起，以及雇主為壓低成本雇用非典型就業者等，造成「擁有工作，仍可能落入貧窮」現象日益嚴重。令人擔憂的是，目前政府社會救助法，在舊貧思維下具有設算收入限制，簡言之，擁有工作收入的人，較難取得現金給付救助，即使此項工作難以餬口，也會被社會福利制度排除在外。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資料，去年有八十一．九萬人從事非典型工作（即潛在工作貧窮者），人數達十年新高。試想：疫情衝擊下的台灣，許多旅行社、餐飲、航空等行業面臨經營危機，許多勞工被迫離開原先熟悉的職場另謀生路，但轉職絕非易事。因此，具低門檻、低薪、不穩定特性的非典型就業則成為選項之一，以致後疫情時代將產生更多工作貧窮者。無人知曉此等窘境何時結束，即使結束能否重新取得正職，尚存未知數。
綜上所述，疫情衝擊下加劇了「工作貧窮」現象，而傳統的政府社會救助體系，較難提供工作貧窮者實質協助。因此，筆者在此提供幾項務實對策，以緩解工作貧窮之衝擊。首先，政府應積極與非營利組織合作，因其較不受既定社會救助法規限制，可彈性的納入工作貧窮者，也可藉此掌握該族群的實際樣貌與需求；再者，政府應思考社會救助法，設算收入法規之調整，讓有需要的人能獲得實質協助，以免工作貧窮者，成為不上不下的社會救助邊緣人。
（作者是中山大學政治所學生）
編輯精選
自由評論網粉絲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