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琴葳

財政部近日公布統計分析，民國一○八年贈與受贈人中，男性受贈者較女性高出二十一個百分點，若按年齡級距觀察贈與受贈人的性別比例，各年齡層之男性占比均大於女性，且年齡層愈年輕，兩性受贈比例差距愈大，顯示國人財產贈與多以男性直系（卑）親屬為優先對象。

另根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統計資料，拋棄遺產繼承的性別比例正好相反，自民國九十九年至一○七年間，在各年度拋棄繼承統計中，女性所佔比例皆達五十五％以上，男性約四十一％至四十三％，顯示相較於男性，仍有更多女性因「出嫁即外人」、「傳子不傳女」等傳統觀念而放棄其應得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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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類性別統計，我們可以發現即使法律保障不同性別享有平等的權利，但文化中的性別階層秩序（重男輕女的窠臼）仍會透過人們對於日常事務的安排顯現出來。

類似情形在大眾看待LGBTQ族群的態度也是如此，以台灣民眾對同性婚姻的態度為例，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在同婚專法通過一年後調查發現，社會大眾支持同性伴侶應享有合法結婚權利的比例為五十二．五％。換言之，不支持同性婚姻的民眾比例仍有近一半。難怪連教育部日前贈送學生《國王與國王》繪本這樣立意良善的措施，反同團體都能拿來藉機生事，他們用來挑起部分群眾敏感神經的「資本」，說穿了無非就是社會文化中還遺留的對同志的偏見。

無論是重男輕女的傳統，或是對婚姻以異性戀伴侶關係為尊的單一想像，都是社會多年慣行而形成的文化，需要長時間的教育工程推進，難以單純透過法制面的革新輕易扭轉。我們知道，教育會引導文化轉變，而文化轉變將促使法律及整體社會體質更加進步，對偏見與歧視更加零容忍。也因此，挾持著對性別偏見而來的反對聲浪愈大，性平教育愈是不能棄守。惟有如此，我們才有機會改變文化慣習中的性別壓迫，從法律上的形式平等走向實質平等。

（作者為諮商心理師、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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