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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財隆／公平會委員
今年五月時，有家雜誌社的兩個年輕朋友來找我，他們要做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十週年專題，想聽聽我的看法。年輕人顯然事先做足了功課，對我過去那段期間針對ECFA的剖析和質疑都頗有掌握，還特別提到他們也發現「ECFA至今尚未向WTO完成通報程序」，確實是一個帶有濃厚兩岸特色的玄奇協議，一如當初的預測。
年輕人的來訪，除了勾起回憶之外，也讓我連帶思考另一層次的問題，亦即ECFA這整件事情，對台灣的意義和影響究竟何在？當然不會僅僅只是涉及關稅調降及少許服務業互惠的「早收清單」。
「早收清單」大概只占台灣對中出口總金額的十六％，以及整體對外出口的五％。主要由於規模有限，加上彼此互惠的關稅環境和新的產業秩序都已經成形，雙方政府理應都會希望這部分可以繼續維持下去。特別是對北京來說，保有一個和台灣不受政黨輪替影響的實質連結，並不是壞事。
話說回來，目前ECFA已宛如一隻失去魔法的精靈，那當初的魔法從何而來？又是在什麼時候消失？卻顧所來徑，從二○二○回看二○一○，稍加比對一下今昔大小政策環境的不同也饒富趣味，雖然此身雖在堪驚。
ECFA的魔法來源究竟為何？一切都必須從台灣發生第二次政黨輪替的二○○八年開始談起。先就兩岸來說，台灣的海基會和中國的海協會開始恢復中斷多年的制度性協商，雙方每年輪流舉辦「江陳會」，簽署多項合作協議。
如果說這些協議對台灣完全沒有幫助、甚至有害，並不公允。但以「海運協議」為例，由於兩岸行政體制與管制模式的差異，我方偏向「報備制」，中方則採「許可制」，所以看似內容對等的協議，實際執行之後便知，台灣無論是在商業利益或國家主權方面，都吃了極大悶虧。縱然如此，能夠開啟兩岸三通直航，確實深受民間歡迎。
上述這種議約模式對台灣不利的問題，一直要到後來的服貿協議才被真正發現並引爆開來。原因無他，在於服貿涉及人民的日常生活，經驗直覺會告訴人們哪裡不妥，不需要太高深的學理。
此外，二○○八─九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美歐日等大市場出現嚴重衰退，但中國經濟表現卻一枝獨秀，貿易與內外投資活動皆相當活絡，甚至一度有「中國盛世」之說。
就在這個時候，台灣對中國市場出口依存度，則從二○○○年的不到兩成五，快速攀升到四成上下。至於台灣對外投資的目的地，更逐漸集中在中國，二○○○年時不過才三成五，到了二○○九年ECFA提出時則已經超過七成。
還是應了那句老話，「貿易主要還是鄰居現象」，尤其是經濟規模龐大且快速崛起的鄰居。所以，宣稱ECFA與後續的貨貿和服貿協議，可以讓台灣進一步掛勾中國這個市場，確實深具吸引力。
有趣的是，上述台灣對中國貿易和投資依賴的數據，從二○○九年至今大致維持穩定。這一方面隱含，隨著中國經濟轉型（日益重視內需），兩岸產業分工的階段漸趨成熟，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就在二○○九年前夕，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算是高峰，在在推升當時兩岸洽簽ECFA的熱度，同時也解釋了何以質疑ECFA並不討喜。
中國相對於台灣的經濟優勢在於規模，但也就是因為如此龐大規模，加上過去四十年來，藉由對外出口作為經濟成長動能的模式，很容易成為箭靶，並導致美中貿易衝突日益惡化。
特別是後疫情時代，美、日、歐盟各國勢必加大力道，重組或調整關鍵產業的生產供應鏈，依目前態勢演變，屆時兩岸經貿關係可能也會有所轉折。凡此，都已和ECFA倡議時的國際政經環境大異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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