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素玲
殺害鐵路警察的兇嫌獲判無罪令各界譁然，而做出此項判決的審判長，曾三度獲選優良法官，也從當初判處殺人魔案陳瑞欽三個死刑的大快人心，以及判決涉嫌買兇殺警的前嘉義縣竹崎鄉長無懼強勢的正義形象，變成悖離社會期待、令家屬痛苦不堪的恐龍法官，甚至連精神鑑定機構與醫師也一起承擔罵名；而有名嘴表示法院應該囑託多家鑑定機構，不應僅靠一個鑑定機構、一份報告；那麼值得反思的是，如果三位專家鑑定報告不足？那麼十位專家就足夠？一家鑑定機構不足，那麼十家鑑定機構就真的夠嗎？
試問，如果十個鑑定機構十份鑑定報告，最終一致認定鄭姓乘客失控刺死警察確屬「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法官因而做出無罪判決時，我們就可以放心安心地入睡？就不會為殉職警察和其雙親感到忿怨難平？
此案嫌犯因精神病被判無罪，上從總統、行政院長，下至網民、媒體輿論皆表示判決不合理之際，除口誅筆伐質疑法官或鑑定機構，其實更應思考是否修法？
如果鑑定機構專業認定鄭嫌確為「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時，是否應為其行為可惡而違背其專業做出不同報告？甚至法官也應因此做出不同判決？
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不罰」二字，讓以法論法的法官因此做出無罪判決時，我們憤怒其食古不化，憤怒其未能苦被害人之苦，其實歸咎其根本，乃在於「法」的本身。
平心而論，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的「不罰」與第二項的「減輕其刑」，是一種將精神患者視為少數特例，視為無法以刑罰改善故而排除其外的例外處理模式，然而這與精神患者犯罪與日俱增的事實，與大眾對公平正義的期待顯已不適合，司法是該正視精神患者犯罪議題，是該將其精神患者犯罪行為納入考量，若現有的刑罰已不適合，那該為他們設計屬於合適且符合公平正義的另一套刑罰，而非以現有的法律將其排除而不罰或減輕其刑。
（作者為淡江大學工程法律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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