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柏榮

武漢肺炎（nCoV2019）爆發至今，不少歐美學術機構與媒體提到「中科院武漢國家高等生物安全實驗室」，此機構是中國境內生物安全研究水準最高的實驗室之一（BSL4）。多數評論會回溯至二○一七年Nature雜誌一篇評論Inside the Chinese lab poised to study world’s most dangerous pathogens。該文對中國即將執行高危險性病原體實驗的「擔憂」，放在如今的情境看來，仍然非常適用。

首先這篇文章指出，中國建造BSL4等級的實驗室，除因應生物疾病的傳播，也希望藉此提高中國在微生物研究的發言權。但回顧日本第一個BSL4實驗室在一九八一年建立後，一直維持在低風險病原體研究的運作，到二○一五年才真正解決生物安全風險。但武漢實驗室於二○一五年建成後，即投入出血熱、ＳＡＲＳ等高風險病原體研究，隱藏著高度的生物安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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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武漢實驗室位於長江洪氾區域，雖無大地震紀錄，機構建築亦可抵擋七級強震，但鄰近人口稠密區，一旦因自然災害而暴露，勢必加劇民眾受災的程度；又因缺乏經驗，人員是否能有效因應災害，也是重大風險。最終，也是最重要的論點是，生物安全研究機構是否可以穩定、安全營運的關鍵因素是「資訊公開，以及每個人是否可以自由地發言」。

這篇評論雖然寫於二○一七年，對象是針對生物實驗室而非醫療機構，但從計畫控管、設施複合性風險評估、人員經驗與訓練、資訊開放程度，這些偏重於「管理與資訊結構」的角度作為切入點，非常適用於觀察如今武漢肺炎疫情。現今回溯此文的相關討論，如摒除陰謀論，也多認為武漢肺炎失控原因在於「資訊」的不透明。這也就可以解釋，世界衛生組織為什麼在初期會誤判了疫情的全球風險等級。

也就是說，真正造成大規模災害的可能不是病毒本身，而是一系列僵化的垂直階層、不透明結構讓疫情失控。從武漢與中國其他城市傳出來的第一線醫療現場畫面來看，便是如此。又因中國集權化的政治體制而使問題變得難以解決，使得武漢肺炎近期可能升級成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ＰＨＥＩＣ）。屆時，被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之外的台灣，如何取得「即時」的疫情資訊，迅速調整因應措施，就成為本波防疫最為關鍵之處。

（作者長期關注國際政治，並曾獲多項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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