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宣布反蒙面法後，情勢未見緩和，故其宣稱，未來不排除請求北京協助，若真到這一步，就可能出現強度更大的鎮壓行動。若證諸巴勒斯坦的經驗，香港人民，能訴求國際刑事法院為救濟嗎？
在二○○九年初，以色列部隊進入加薩走廊，執行名為鑄鉛的軍事行動，目的在掃除哈瑪斯民兵的威脅。而在行動期間，不僅造成包括平民在內的上千人死傷，更被發現使用國際法所禁用的白磷彈。時任巴勒斯坦政府法務部長阿里．哈珊，就向位於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提出申訴，請求對以色列官員觸犯羅馬規約所規定的種族滅絕、殘害人權與戰爭等罪為究責。
雖當時的巴勒斯坦，並非羅馬規約的締約國，但據此規約第十二條第三款，非締約國仍可提出聲明，以接受國際刑事法院對羅馬規約所列犯罪的管轄。惟國際刑事法院的檢察署於二○一二年，卻駁回了此申訴案，其最主要的理由，並非針對事實的否定，而是一個先決問題，即巴勒斯坦不具有國家地位，自無提出申訴的當事人適格。
由於巴勒斯坦，除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仍有屯墾區外，約旦河西岸與加薩走廊於地理上的區隔，致使政權趨於分治，也使國家的完整與獨立性因此被分割。故國際刑事法院檢察署的駁回理由，雖然殘酷，卻點出了巴勒斯坦於國際社會的困境。
只是如此的困境，卻打倒不了巴勒斯坦追求獨立的決心，終在二○一二年於聯合國，正式升格為非會員觀察國，正式確立了國家地位。巴勒斯坦政府也於二○一五年向國際刑事法院，再對以色列一連串的國際犯罪行為控訴，檢察署除接受申訴外，也在二○一八年進行審前程序，而開啟了國際刑事司法的大門。
而香港，形式上雖屬一國兩制，卻不具有國家地位，致無向國際刑事法院申訴的適格性。尤其於一九七二年，在中國提議下，聯合國將香港的殖民地地位去除，故想以住民自決來提升香港地位的可能性，就顯得相當困難，更會觸及敏感的港獨議題。惟追究殘害人權的犯罪，本就是件不易之事，從巴勒斯坦向國際刑事法院尋求救濟的過程與結果，卻不代表此等正義的追求，是遙不可及的空中樓閣。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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