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高鐵發現裝有三百萬元的行李箱，經查屬立委陳明文所有，致引發是否為政治獻金的質疑，也有民眾至地檢署告發洗錢犯罪。惟就算對此筆金錢來源難以交代，能否成立洗錢罪，卻有很大的問題在。
為因應亞太防制洗錢組織的評鑑，在二○一六年底，立法院全面翻修洗錢防制法，並於評鑑前夕的二○一八年底再為微幅修正。由於洗錢罪不可能獨立存在，致須依附於一個前置犯罪，而在修法前，洗錢防制法第三條所列舉者，僅止於重大犯罪，就大大限縮了洗錢罪的適用範疇。故在全面修正後，依據洗錢防制法第三條，就將列舉的前置犯罪類型加以擴大，甚至最輕本刑六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類的非重罪，也在其中。而因依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對掩飾或隱匿前置犯罪不法所得的洗錢行為，可處到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使洗錢罪從原本在追查其他犯罪的配角屬性，逐漸轉變成主角地位。
即便修法後擴大了洗錢罪的範圍，但如此次事件，對於三百萬元的來源，當事人就算交代不清，但只要查無任何刑事不法，就沒有後階的洗錢罪問題，這不免會造成防制的漏洞。故於二○一六年修法時，即參酌澳洲刑法，於洗錢防制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新增，對持有之財產，就算無涉犯罪，但只要故意規避洗錢防制，而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者，仍可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併科五百萬元以下罰金。故以三百萬元來說，如為避免一次提領五十萬元以上而遭金融機構為洗錢通報，致拆分數筆領出，似乎就有隱匿資產的用意，致落入這種無須前置犯罪存在的洗錢罪範疇。
惟拆分數筆提領只能彰顯一種意圖，若開啟偵查，檢察官還是得要求被告說明財產來源。惟若被告行使緘默權而拒絕說明，或提出的證明不被接受，就必然遭起訴，致碰觸到不自證己罪權的紅線。即便撇開此違憲爭議不談，但法條的所謂合理來源、收入相不相當等，都屬極模糊的法律概念，實嚴重違反罪刑明確性，致會有因人而異的恣意解釋。若為避免此等爭執，司法者必然限縮法條解釋，則此種相當特殊的洗錢罪類型，就易流於宣示作用。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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