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院院長許宗力。（資料照，記者劉信德攝）
〔記者吳政峰／台北報導〕最高法院過去如果遇到裁判上的歧異，會透過開民事、刑事庭會議，經由全體法官決議來統一法律見解，但因為不具法律效力，包括司法院長許宗力本人也曾質疑其合憲性，甚至說出「每做成一次決議，我心就痛一次」，大法庭因此應運而生。
留德的許宗力，把大法庭搬回台灣，大法庭與民刑庭會議最大的不同就是，大法庭本質為司法權的運作方式，是基於個案審判來做出裁定，對法官形成的拘束力沒有適法性或違憲疑慮。
民刑庭決議的歷史背景，源自於一九二七年最高法院成立時，當時建立編選判例、和刑民庭決議制度是為了讓法官與民眾有準則可適用，後來進一步在「最高法院處務規程」第卅二條中，明定「民刑事各庭為統一法令上之見解，得由院長召集民事庭會議、刑事庭會議或民刑事庭總會議決議之」，賦予拘束力；但長期以來法界質疑，會議的決議屬於司法行政，行政權能否約束其他法官見解，恐有適法性與違憲問題。
此外，兩者在功能性上最明顯差異在於，民刑庭決議多為「事後」提案，也就是先出現多起歧異判決後，合議庭或院長認為不宜再亂下去，才提案討論，且為「裁量提案」，換句話說，若法官漠視歧異，不提也可以。大法庭則規定「事前」、「義務提案」，遇見解歧異時，合議庭一定要提到大法庭來統一見解，不可裝傻。
不過，也有法官認為，民刑庭決議由最高院全體法官做成，較具民主性、正當性、多元性；司法院對此回應，大法庭庭員要廣納全體法官「不是不行」，但實務操作起來恐癱瘓，德國以前的帝國法院就曾這樣做，最後發現反而延宕效率。
從程序來看，民刑庭只是一個會議，當事人無法參與，也沒有檢察官到庭，決議內容只有法官的意見，易流於片面看法。而大法庭規定要開辯論庭，當事人委託律師代理，最高檢也派人表示意見，整個程序符合司法訴訟要件，可保障到當事人的參與和聽審權，所裁定的法律見解也較能涵蓋各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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