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社論》不能倒退的民主列車

侯友宜與韓國瑜的課題,不單是他們兩位的私人課題,而是威權主義附隨者都必須面對的審判。這種審判,政治性高於法律性,甚至直指一個人的良心。(資料照)侯友宜與韓國瑜的課題,不單是他們兩位的私人課題,而是威權主義附隨者都必須面對的審判。這種審判,政治性高於法律性,甚至直指一個人的良心。(資料照)

蘇貞昌到高雄市為陳其邁站台時表示,韓國瑜與侯友宜是「戒嚴思想的連線」。他批評:韓國瑜說當選後要禁止人民集會遊行,這不是在走戒嚴回頭路嗎?侯友宜也說若再重來一次,他對鄭南榕的事還會再做一次;可見,兩人就是「戒嚴思想的連線」。

侯友宜與韓國瑜,在總統直選所標誌的民主化前,都是服膺威權體制的人物,前者曾是台北市中山分局刑事組長,後者曾是陸軍軍官學校專修班學生、國民黨籍立委。老實說,在那樣的時代氣氛下,除非是覺醒程度較高的人,一般人可能都是蔡總統所形容的:「威權時期不是大家都選擇服從嗎?」選擇服從,如果只是為了平安過日子,沒有對別人造成傷害,其實也無可厚非,蔡總統的原意應是如此。然而,如果選擇服從而且行動積極,甚至以表功態度極端為之,自己一家也許平安過日子,卻造成別人家無比的傷痕,那就可議了。

民主選舉,是一個嚴格檢驗的過程,祖宗八代的事情都會被挖出來,何況是自己的生活史。侯友宜與韓國瑜,假使今天沒有出來參選,一般人恐怕不會對他們的過去有什麼興趣,就像威權時代選擇服從的老一代,卸下公共職務以後的平淡生活,沒有什麼必要連結到已逝的年代,平庸的歷史也已經往事如煙了。但是,既然選擇了重新回到公共生活,那麼隨之而來的檢視與評價,自己就必須概括承受,不能怪別人算帳。鄭南榕事件,發生在一九八九年四月,李登輝總統執政時代,威權主義的遺緒未除,當年既然選擇服從,現在就不能逃避檢視。

侯友宜與韓國瑜,兩位一九五七的同年,現在正在被檢視著。不只他們,那些從威權時代走到民主時代,還想參與公共生活的人,都同樣被嚴格地檢視與評價,馬英九先生便是一個例子,台大校長遴選爭議背後的結構也一樣。可以說,侯友宜與韓國瑜的課題,不單是他們兩位的私人課題,而是威權主義附隨者都必須面對的審判。這種審判,政治性高於法律性,甚至直指一個人的良心。

誠然,民主時代,每位公民都有基本保障,包括選舉參政權。只不過,公民社會對這一類背景者的期待,無不希望他們把民主選舉作為一種救贖,以告別過去、迎接未來,催生一個新的人格自我,同時讓整個社會在良心共振中和解。假使是這樣,那麼他們的公共生活就相當有意義,因為這就形同是對威權主義的解構。威權主義的真正覆滅,必須是威權服從者的徹底覺醒。

侯友宜與韓國瑜,能夠拉抬這種昇華作用嗎?二十四日的選舉,也許就可以看出廣大選民的判斷。不過,至少到目前為止,他們兩個人的表現,較多讓人家看到威權遺緒的困境。許多黨國候選人,仍然沉浸於已逝的歷史,民之所欲的轉型正義,在他們眼中即使不是清算鬥爭,也是多此一舉的不急之務,而事實上台灣社會對他們已經極為包容、仁至義盡。忘不了過去,不承認錯誤,於是,站在民主選舉的平台,他們跟廣大選民的對話,不是向前看的主流民意,反倒是倒退嚕的威權殘念。所謂的光復台灣,這樣的政治辭令所表達的,不是向人民作主的民主敞開,而是緬懷強人政治的過去。這樣的威權活化石,能夠繼續行騙主權在民的台灣嗎?這要由台灣的公民來回答。

侯友宜,「依照當時的時空背景,現在再發一次拘票,我在當基層員警,還是要去執行。」顯示他以往選擇服從的慣性思考,尚未隨民主潮流而完全改變。韓國瑜,「當上高雄市長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意識形態的抗議通通不准在街頭出現」,則是肅殺的威權思想的未來式。重點在於,剩下不到三個星期的時間,他們要如何說服公民社會,一旦給他們機會榮膺公職,他們會展現出一個截然不同的我?當然,廣大公民也會隨時把白色恐怖受害者及其家屬放在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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