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伸一、王晨桓
日前，法院開庭審理部分居民訴請六輕損害賠償案件，論者有主張應採取嚴格之客觀舉證責任倒置，以及應採取「疫學因果關係」，而作成對於原告主張有利之認定，但亦有論者對此抱持不同意見。而此等爭議源起於近年來氣候環境變遷，各類型之公安環保案件，無論行政爭訟或民刑事訴訟，均不斷增加，而政府機關亦透過更嚴格之法律規範，試圖因應層出不窮之環境風險。環保案件涉及跨領域之專業，具有高度技術性，所衍生之科技及法律議題多端，值得深究之處甚廣，而其中有關因果關係之舉證及認定問題，更是環保民事訴訟之勝負關鍵。
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原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國89年增訂但書規定「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其立法理由主要係針對公害事件、交通事故、商品製作人責任、醫療糾紛等事件之處理方面，於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真偽不明時，就如何確定舉證責任之分配，由此但書規定，作為法院於訴訟兩造間調整舉證責任之依據。換言之，本條規定揭示了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與例外，原則上當事人應該對其有利主張負擔舉證責任，例外情形下，若因一定之情形，例如證據資料偏在於一方，強令他方須盡舉證責任，將有違正義原則，因此可基於上開但書規定，減輕主張者之舉證責任。
有關該條但書規定所定之舉證責任減輕，究竟係減輕主張者之主觀舉證責任之證據責任負擔，抑或客觀舉證責任之倒置，學理上尚有爭議，姑且將此等學理上之爭論置之不論，須釐清者為，於環保案件之民事訴訟（一般而言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由於原告（主張權利受侵害之居民）對於業者排放之一定物質、與其健康或其他權利受損間，具有何等之因果關係，原則上應負擔舉證責任，而原告若主張其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之適用，是否即無需提出舉證或說明，法院即須採信其中之因果關係？若觀察法院於環境民事訴訟案件中所採取之立場（例如RCA案），答案應是否定的。在個案審理程序上，法院仍會要求原告須說明被告所排放、逸散之物質（如RCA案中之三氯乙烯）為何？有無接觸之事實及期間之長短，何以會造成健康之受損（肝癌、膽道癌、淋巴癌等），法院於原告為相當舉證及論證後，可能援引「疫學因果關係理論」，說明被告行為所增加之危險是否已經達到「醫學上合理之確定性」，由此可知，原告之舉證責任，或許得到一定程度之減輕，但仍應盡合理之舉證責任，而在因果關係之認定上，即便採取「疫學因果關係理論」，亦應有客觀可信之科學證明及醫學根據，作為認定之基礎。
而上開法院所採行之舉證責任分配安排，應係平衡兼顧原告與被告間程序及實體利益，所綜合評量之結果，應值贊同。至於當事人所引據之論證依據，例如專家學者或研究機構所提出之調查報告或計畫結論，若納為裁判之考量，亦應審視其是否因預設立場而失之偏頗、其科學論證嚴謹度等，此亦有賴法院於個案審理中，詳予釐清審究，以避免單一學者之研究資料，即左右重大案件之判決結果。
（作者分別為國策顧問／財團法人現代財經基金會副董事長、建業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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