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Ｍ型社會」的新詞彙經常出現在媒體，指稱台灣正走向「所得階層兩極化」、「中產階級的崩潰」的Ｍ型社會，引發不少之議論。Ｍ型社會是不是真的存在？它是如何形成的？我們認為在此時刻，確有進一步釐清之必要。
什麼是台灣的Ｍ型社會？便是貧富差距的擴大。根據主計處「二○○五年家庭計畫收支調查」，最低前二十％所得家庭的可支配年所得，為二十九點七六萬元，但最高所得組為一七九點六八萬元，兩者差距高達六點○四倍，此一最高與最低所得差距在一九九一年為四點九七倍，二○○○年為五點五○倍，九年間提高了○點五三倍，但自二○○一至二○○五年的五年期間又提升了○點五三倍，可見此種差距的擴大正在加速之中。由於買賣股票、房產及分紅等這些資產所得未列入統計，富人所得實際是被低估的，我國貧富差距實際情況應比主計處公布的數據更加嚴重。
其次是「低收入戶的增加」與實質薪資成長緩慢。依內政部統計，台灣的低收入戶從二○○○年的六萬六四六七戶、十五萬六一三四人，增加到二○○六年第二季的八萬○六○二戶，二十一萬一九七五人，受僱勞工的「平均經常性薪資」，二○○○年全年平均為三萬四○○九元，去年第三季為三萬六一九八元，僅成長六點四％。若扣除通膨，說一句「毫無成長」並不為過。所得分配差距擴大，引發轉型正義問題，同時帶來許多社會的對立；平均經常性薪資之遲遲不增長，則會壓低國內消費的成長，遲緩經濟的動力。是以，如何縮小貧富差距、提振經濟是政府必須積極處理與面對之課題。
為何會造成所得階層兩極化呢？歐美新資本主義所推行的全球化是其中之一，但二○○○年民進黨推行的積極開放乃是主要因素，如果全球化的結果是向美、日、歐方向進展，由於美、日三萬多美元的平均所得遠比我國的一萬餘美元為高，技術層次有許多是我方企業所必須力求上進者，因而產生拉提的作用，必會大幅提升我國的薪資水準。當然，若想要攫取這一甜蜜的果實，需要企業鍥而不捨的努力。但很不幸的，對岸中國對台採取了「以經促統」的政策，中國的國民所得不及台灣的十分之一（一九九○年代更低），我國的企業為超廉價勞工所誘，大舉西進，刻意將中國與全球化劃上等號，民進黨執政之後，又將戒急用忍政策予以拋棄，採取對中國投資更加開放的「積極開放」政策。由於此一政策之偏差，台灣很多產業迅速為之空洞，經濟學上的「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就在台灣內部發酵。
勞工要求加薪，老闆立刻以西遷關廠相逼，廠商也會向政府要求各種租稅優惠（如運籌中心租稅優惠），以「西進不然就死在台灣」逼政府就範。處此「中國化」如火如荼的進行，貧富差距焉能不加大，薪資階級為主的中產階級焉能不萎縮？結果則是民眾對政府產生不滿，政府的支持度下降，在野黨聲勢為之坐大，種下政局動亂的因素。
千言萬語，如本報一向之主張，過度對中國之投資，對中國之傾斜是台灣今日面臨Ｍ型社會風暴的罪魁禍首，要克服它，只有從「積極管理」著手，過去幾年政府對中國經貿之開放實際上已經過多了，去年十二月的開放又使我國對中國之投資創下新的紀錄，國內投資率卻反而遲遲不前，希望政府不要再昧於事實，回頭是岸，才不會讓人民對總統二○○六及○七年的元旦文告再次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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