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維鈞
自一九九四年「四一○教改大遊行」之後，教改的多項目標隨著社會的民主化和意識形態的多元化，逐步在台灣教育體系中得到制度面的落實。歷經十數年之後，不管是在既定目標或實踐策略，的確有待檢討與修正。
其中，帶給學生家長們最大煩惱的，恐怕要算是「一綱多本教材」與「多元入學方案」。當初的政策立意旨在給教師更多的教學彈性，並提供給學生更多元的學習視野，今日看來，非但許多家長與老師並不領情，學生的課業壓力也未予釋放。在今年的首都市長選戰中，和任何進步改革向來沒有淵源的國民黨候選人竟然乾脆喊出「單一版本教科書」政見，企圖以最便宜行事的教育方式，來吸引學生家長的選票。
這樣的政見當然會獲得許多支持。然而，學生的書包重量或許可以減輕，但應付課業的壓力卻不一定變小。亦即，只要「競爭」的情勢不變，「明星高中」的優越條件不改，不管是有一百種教材或單一教材，甚至於沒有教材好了，參考書與補習班仍然會與學生們如影隨形，一切都還是以成績為考量的競爭取向。因為老師與家長大致認為，學習很重要，但競爭更為重要。換言之，競爭原來即是學習的本質，即使是多元入學方案替代了聯考制度，大家還是會在不同的管道裡頭競爭，非得分出個孰優孰劣方才罷手。
被「污名化」的「一綱多本」很無辜，它都還未發揮多元社會價值思維的功能，就要先面對千夫所指。「恢復單一教材」基本上是將教育目標等同於升學，要以方便入學機制來限制教育素材。當教育的內涵被窄化，教育的目標被限制，同時大部分民眾卻拍手叫好，這是台灣教育的悲哀。
教育改革不只是教育工程，它同時也是社會工程，既需要配套，也需要說服，更需要時間來驗證。當台灣都已經進步到引入各式另類教育方式，甚至每年固定有「在家學習」的學生數額，喊著要回復「單一教材」，難免令人有「不知今夕是何夕」之慨。
（作者為台北縣板橋社區大學講師）
編輯精選
自由評論網粉絲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