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仕淵（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每個物件都有不同的故事，它或者見證了某個事件，也可能是一個時代的縮影，但更多時候，它則是一段人、記憶與物件之間，不斷對話的故事。
王陳月娥阿嬤捐贈母親的上陸許可證時，便說了一段女兒思念母親的故事。月娥阿嬤一直將許可證帶在身邊，對她而言，早已過世的媽媽，永遠以九歲女孩的模樣存在著。
媽媽九歲來臺灣
得以結識月娥阿嬤，是因她在 2012 年數次造訪博物館。第一次見面時，她表示年歲已高，想將上陸許可證捐給博物館，只是不捨，尚在考慮；十月再次來館，她才決定捐出。
月娥阿嬷從柯罔市的上陸許可證，回憶起年輕時跟媽媽的相處，也講起自己在柳營的生活。
柯罔市的上陸許可證，是一張日本時代從對岸中國來臺的勞動人口上岸後，憑著渡航許可證來請領的身分證明書。在臺期間必須隨身攜帶許可證，否則可被處以罰金，離臺時則要繳回。
這張編號 5279 號的上陸許可證中，寫著：柯罔市，九歲，原居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
她跟著製茶師傅的父親柯毝來臺，這樣的勞動人口通常來去於兩岸，但不知何故，柯罔市跟著父親就在臺灣定居了下來，成年後與在辯護士（律師）事務所工作的陳其昌結婚，生下了月娥阿嬤。
媽媽九歲來臺時使用的上陸證。正面為基本資料及照片，背面寫明了清國人（當時已為中華民國）在臺必須遵守的規範。
月娥阿嬤清楚記得，媽媽除了理家之外，也幫忙揀茶。月娥阿嬤 4、5 歲時，柯罔市離婚了，幾年後她與另一名來自同鄉的人結婚，而那位月娥阿嬤稱為後叔的人，在她 15、16 歲時過世。
離鄉背景討生活
月娥阿嬤出生在臺北港町淡水河畔的水門旁，後搬到永樂市場附近，因此就讀蓬萊公學校。畢業後進入臺北車站前的日本通運臺灣支店工作，初期薪水 15 圓，後接受打字訓練，薪水升到 60 圓，對於每月房租僅有 7.5 圓的她們家而言，她一人的薪水已足以養家。月娥阿嬤後來又去民間的打字會社工作；戰時曾任職於臺北州菓子配給組合。
月娥阿嬷在少女時期學習打字，取得一技之長，並靠此支撐起一家的經濟。
年輕的她，聰明靈活，戰爭時期則在臺北古亭附近工作。辦公室附近有一水塘，月娥阿嬤常在下班時，將幾顆米粒放在玻璃罐中，瓶蓋打個小洞，足供小蝦進入但無法爬出。如此陷阱，便可在隔天上班時捕獲數隻河蝦，在局勢緊張的戰時體制下，那已經是最好的蛋白質來源。
到了戰爭末期，月娥阿嬤為了躲避空襲，疏開到臺南柳營，結識了未來的丈夫王阿螢。戰爭結束後不久，妹妹來信告知媽媽柯罔市病重，恐不久人世，月娥阿嬤因此回到臺北照顧媽媽。戰後初期公共衛生制度一度崩潰，傳染病流行，柯罔市罹患瘧疾，幾經折磨，依舊於 1947 年初撒手人寰，那年罔市才 38 歲。媽媽過世後，丈夫來臺北把月娥阿嬤帶回臺南，此後就長時間定居在柳營。
往事不如煙
月娥阿嬤是戰後初期柳營少數識字的女性，對她來說，由於曾到學校讀書，以及職場上的需要，吸收新聞資訊與知識新知是相當自然的一件事。「文字」對月娥阿嬤來說，就是得以窺看柳營以外世界的媒介，於是，只要有字的東西，不管是包水果的舊報紙、廣告宣傳單，她都讀。透過閱讀，她了解柳營以外的世界，也用閱讀聯繫起年輕時的自己。也由於她識字，鄰居買賣豬隻前，都會找她幫忙先算一下重量與價錢，以免遭收購商人欺騙。
識字的月娥阿嬷，常幫鄰居讀信與回信，有時還因此和原本素昧平生的人成為朋友。與阿嬷通信數十年的切山きみ子便是這樣認識的。
然而，農家對於媳婦的要求，多又重，繁忙的家務與農務，讓月娥阿嬤在柳營的日子過得很辛苦，她常說刨「番薯籤」的速度，永遠趕不及給大家吃。她回憶起那段日子，會想起家人、會想起臺北、會想起年輕時，也會想起已經死去的媽媽罔市。「難以承受時，眼淚根本止不住，只是都在沒人看見時流下」她一邊說，眼淚止不注地流下……
只是，歷經了戰火波及、疏開流離，回憶媽媽的信物與照片並不多，有的就是這張柯罔市的上陸許可證──那張「外國人」在臺灣得以立足的法定證明。於是，上陸許可證上頭永遠停留在九歲時的柯罔市照片，伴隨著她度過許多艱辛歲月。
從一張異鄉人的居留證明，到一件記憶母親的信物。在這段物的生命史中，不僅看見日本時代的兩岸關係，也看見了一段繚繞著臺灣近現代史而生的母女情緣。對於月娥阿嬤而言，罔市並不如煙，九歲的媽媽，永遠留在心中。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故事 她小心珍藏母親的臺灣上陸許可證，回憶這段因歷史而生的母女情緣
相關新聞
編輯精選
自由評論網粉絲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