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WA
「清晨伏擊 女外勞刺死早餐店老闆娘」––這個新聞一出來，不禁心頭一驚，不知道又會有多少人叫罵，將外勞與潛在犯罪者聯繫在一起？TIWA長期處理移工勞資爭議案，我們知道這件事絕非單純仇殺，背後牽涉的是整個台灣社會長期漠視的結構性歧視。
或許再回溯一些時光，那個皮膚黝黑、五官深邃的年輕面容會浮現在你眼前––湯英伸，失手奪去三條人命的鄒族大男孩。
1987年，解嚴前夕躁動不安又壓抑的台灣，洗衣店老闆夫婦與他們的女兒倒臥在血泊中失去生命，行兇的是僅在洗衣店工作九天的湯英伸。所有人都不敢相信那個原在師專唸書、品行良好的年輕人竟會犯下如此罪行。經媒體追查，才發現洗衣店老闆沒收他的證件、苛扣薪資、施以暴力，並以「番仔」––這個對原住民的歧視性用詞來羞辱他，才引發年輕靈魂的氣血暴動，失手奪去對方性命。
殺死早餐店老闆娘的Ani是一名逃跑外勞。逃離原雇主後到新竹的早餐店工作，她說期間早餐店雇主對她苛扣薪資，並罵她「爛貨」、「笨」、「狗」，不堪剝削與凌辱才埋下殺機。
殺死早餐店老闆娘的Ani是一名逃跑外勞。（資料照，記者王駿杰攝）
在TIWA接觸到的個案中，許多來台不久或不善中文的移工都會講非常標準的「幹拎娘！」。「因為老闆常常跟我講這個啊！」是他們一致的理由。當然，並非所有雇主都會如此對待外勞，但是這寫實地反映出外勞日常生活的一個血淋淋側面，而這些或大或小的歧視，都預示著壓迫的積累有一天可能爆發。
如果今天一個台灣人被雇主以言語羞辱或肢體毆打，他可以說「老子不幹了！」，找尋下一個工作機會，但外勞不能。在「不能自由轉換雇主」的制度下，一個蘿蔔一個坑，每個外勞都登記在特定雇主或公司名下，動彈不得。如果遭遇到職場霸凌又求助無門，他們只有兩條路––回家或逃跑。
回家、回家，談何容易？背負著巨額的仲介費、貸款、家庭生計，如何能回家？
回不了家，只能逃。一但逃，就得一直逃下去。
外勞回不了家，只能逃。一但逃，就得一直逃下去。（資料照，記者林孟婷翻攝）
逃跑對移工來說永遠是最後的選項，必須承受極大風險，沒入沒有明確規則的地下經濟之中，苟且偷生、討價還價、四處流竄。運氣好，有工作可做；運氣差，工作完勞闆不給薪，只能摸摸鼻子離開，你沒有資格跟老闆討，因為你是逃跑外勞。
你逃了，你就是一個沒有權利的人。老闆叫警察來，你就只能被抓遣返，沒有人管你先前受了什麼委屈，沒有人管你為何而逃。
這一個個逃竄的生命並不是潛在的犯罪者，他們比任何一個人要小心翼翼活在匿名的世界裡，為著能夠賺錢養家，至少將仲介費還清，沒有負累的返鄉。許多雇主卻利用這點，趁機剝削這些沒有條件反抗的人，尤其他們是在文化、國族、階級上都「不如台灣」的深膚色奴隸。台灣人的手輕輕一揮，他們就被掃落懸崖。
許多雇主會趁機剝削這些沒有條件反抗的逃逸外勞。（資料照，記者王俊忠翻攝）
在法庭上說「我犯了滔天大罪，願意接受國家制裁」的湯英伸，人人都在一旁喊著要他償命，於是「砰！」的一聲，子彈穿透他胸膛，他死了，人們也就遺忘了，島嶼生活輪轉如常。
Ani日前被送進看守所，人人如解嚴前夕皆喊殺之。但請回頭看看這個島嶼的制度與結構，如何將一個個漂洋過海的南洋身體浸泡在滾滾惡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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