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幸應邀到台灣教授協會與永社所主辦的座談，談談「太陽花運動」後，檢調大規模的起訴運動參與者，到底是依法起訴？還是政治追殺？就開門見山的說，我覺得就是政治追殺。以下，我簡單用「公民不服從」的角度，扣連人民佔領運動，來做一點意見表達。
首先，我認為在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裡，人民應具有相當高程度的言論和行為表達自由的保障，其中，包含著對政府的批判，也就是說抵抗權的行使。同時，之所以稱作「民主」，其實就是人民作為國家主人（體）的論證。換句話說，可以視為生活在同一範圍內的人，受自己所制訂出來法律所規範。
但在現實條件下，法律的制訂不能總是靠全民公投來決定。因此，人們設計出代議士，就所謂的立法委員來替人民服務。其制定的法律與公務人員形成「國家」。而民選的立法委員又具有相當程度的民意基礎，進一步成為「民主」。
漢娜鄂蘭曾寫《論公民不服從》一文，來聲援美國60年代反越戰，反服兵役的運動。她用契約論的角度來看，法律可以看成人民與國家簽訂的契約。也就是說，當簽約雙方主體，有一方破壞契約時，另一方便可以做出相對應的行為來修補關係。例如，人民殺人，國家可以透過刑責程序來做處理。
那麼當國家破壞契約時，人民便實行抗議方式來向官署呼籲，甚至以遊走法律邊緣的方式來向國家施壓。違法不只是違法，而是藉由自願地不服從，來作政治訴求的表達，為的是更高的法律背後更高的精神與價值。這就是所謂的公民不服從。
回顧「太陽花運動」的爆發起因，就是中國國民黨立委張慶忠，為了貫徹黨意，不惜破壞民主程序，強渡關山通過服貿協議的審查。當國家（公務人員）違法時，人民便採用佔領公署的行動，直接展現民意，來象徵取代失去民意的立法機關。而佔領行政院該然，是用直接民意的方式向蠻橫霸道的行政機關施壓。
這樣一連串的「違法」行為，便是要展現法律背後的價值，那個價值就是服貿協議中的二大爭議，政府無能解決，也始終不願面對，或說有意的不甩民意，強勢推行。其一，是中國因素。中國以商逼政，透過圈養兩岸政商聯盟，進而侵蝕台灣的主權，企圖統戰台灣。
其二，是自由貿易對台灣經濟體的衝擊。我們知道，中國相對投資成本低廉（如人力、土地），因此在「去管制化」的貿易制度下，資本更容易流動，台灣有產業出走的可能，薪資停滯不前。這用經濟學的「要素價格均等」理論即可說明。
綜上所述，回到司法的政治追殺一事。若檢察官懂得反服貿運動中佔領立法院、行政院，乃至於路過中正一分局，都是人民為了追求法治以上的精神價值，那麼他大可不必起訴。若檢察官知道人民是為了捍衛台灣的民主價值，包括政治民主與產業環境，那麼他大可直接肯認「公民不服從」的展現，而不是像現在，只辦民不辦官地成為這個馬政權的打手。
我們不會逃避，我們坦然面對。法律審判行動者，我們審判馬政府！
（世新社發所研究生，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自臉書，抗暴不孤單 全民來聲援—反服貿運動法庭旁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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