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委呂學樟強調，現行法未明確界定公務員的「職務」範圍，讓法官時採法定職權說，時採實質影響力說，致缺乏一致見解。（資料照，記者蔡彰盛攝）有國民黨立委準備提案修法，將公務員受賄罪的職務行為之認定，明確化為法定職務，以求法律的明確性及公平性。只是關於公務員職務範圍認定之浮濫，其癥結實在於司法的差別對待。
欲成立受賄罪，須是公務員以其公務行為與他人為交易，故關於職務行為的解釋，就成為貪污定罪與否的重要關鍵。而司法實務向來將職務行為採取廣義解釋，即只要是公務員職務範圍內應為或得為之作為皆包括之。從此推演，所謂職務範疇，不僅包括核心業務，也包括附隨業務，也不管是抽象權限，還是具體權限，只要屬於此範圍的舉措，即便非其法定執掌權限，亦屬之。如此的界定，不僅有違明確性，更可能因內容空泛，致造成相類案件卻因法官不同的歧異判決。
而在2006年7月1日以後，由於刑法第10條第2項，關於刑法公務員，採以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為界定，也因此，對於受賄罪職務行為的認定，就由原來的廣泛無邊，致須走向以具體的法定權限為基準。惟如此的法律修改，似乎未能在司法實務上獲得實踐，尤其在陳前總統的龍潭購地案與二次金改案裡，最高法院竟採取所謂實質影響力說，而認為只要是與總統職務有密切關連，不管法律規定是否為其職權，即被認為是屬其職務行為。此等包山包海的範疇，既無視於法律之明文，亦讓人有只為入人於罪之感。
所以，若以目前正陷入非法政治獻金疑雲的馬總統來說，針對行政機關對於頂新集團的種種優惠，甚至可能是圖利的行為，雖非屬總統的法定職權，但只要有事實證明，馬總統受有來自頂新的獻金，且不管有無依法申報，並對行政部門的作為有所指示或指導，基於實質影響力說，就會涉及公務員受賄之重罪，致於卸任後面臨刑事的究責。
不過，由於實質影響力說嚴重違反罪刑法定，最高法院也不敢藉由刑庭決議將之採為判例，自無拘束法官之效力，如此的結果，必使具體個案出現擺盪的現象，致使司法威信再受重擊。凡此種種正突顯出，對於職務行為或須修法明確化，但如何抑制法官的恣意與專斷，恐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源。
（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台灣永社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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