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全峰
大數據時代，開放資料（open data）的潛在商機充滿誘惑；也因此，台灣政府嘗試鬆綁法規，主張個人資料去識別化後（即移除所有可明確識別個人的項目，如身分證字號、生日、地址等）就不再是個人資料，成為不受個資法規範的「行政資料」，可擴大開放供私人利用。似乎個資去識別化後，便切斷民眾與資料間的關聯，可以任加利用。但是否去識別化後，個資就真的跟個人毫無關聯呢？沒有這麼簡單。
首先，大數據資料之所以能帶來商機，是利用資訊工程與統計技術協助分析；但這些技術也能破解去識別化的個資：如美國麻州保險委員會公布隱去姓名、社會安全碼和住址等敏感資訊的醫療數據，便被麻省理工學院學生破解，並能具體確定個人的醫療紀錄。也因此，歐洲各國近來便強調去識別化仍有風險，有必要事先讓提供資料的民眾了解，並由其自主決定是否承擔風險。
但台灣政府在開放資料的設想中，卻常是官方主導，個資去識別化後便逕自提供私人再利用，並不關心民眾是否了解、是否願意承擔可能的風險。政府這種恣意強制切割民眾與其個資間關聯的做法，有正當性疑慮。
其次，雖然民眾了解可能的風險後，有自主拒絕的權利；但在歐美國家的政策脈絡下，拒絕權並非不能限制，只要具備明確且重要的公益。但在台灣開放資料的過程中，只見政府一味主張限制拒絕權，而少見政府仔細說明限制的正當性基礎（如有哪些類型的公益、是否屬重要公益），往往僅以空泛的「商機」或「學術研究」輕輕帶過，顯然並不充分。
最後，保障民眾拒絕提供資訊的權利與機會，不僅是隱私的考量。縱使隱私安全無虞，抱持不同價值觀的民眾，是否均願意把自己的資訊「貢獻」給某些「商機」（如未申裝ＥＴＣ者之於遠通電收），還有討論空間，歐美不乏相關案例，我國卻仍缺少討論。
開放資料提供大數據分析所帶來的利益，與民眾的隱私、自主保障間，本即存在複雜而緊張的關係，各國都不斷嘗試尋找平衡點；也因此，台灣在開放資料的政策規劃上不宜草率排除民眾自主意願，以免影響民眾權利。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法律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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