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現形記，成功大學教授李忠憲提出觀點：柯文哲呈現出來的那種高學歷，但欠缺法治精神和社會責任感，這是成長在專制體制、黨國教育和威權家庭三合一之下的產品，柯文哲的崛起跟沒落，或許只是台灣教育制度的一面鏡子，映照出「菁英」養成的深刻缺陷。他洞察到台灣政治領導階層的盲點：自我感覺良好、高人一等，且無感於自己成長環境的結構，而他們卻是這種結構的產物，於是，淪為那個結構的俘虜而不自知，往往悲劇也就無法避免。
由於近代歷史因素，台灣的國家領導人物類型，大體上以受教育於日治時代、蔣氏政權為分野。當下民主時代，政治新人類，表現主義，各行其是。李登輝、彭明敏等戰前世代，知識、視野定型於蔣氏黨國教育之前。雖然也步上歐洲殖民主義之路，當時的日本畢竟是亞洲最進步國家，明治維新、脫亞入歐，擺脫亞洲國家的封建主義、生產模式，致力學習歐式經驗。而後來的軍國主義歧途，導致日本與亞洲多國的夙怨，尤其是中國。也因此，中國的「日本觀」總是從仇恨出發。同時，其「台灣觀」也將戰前世代經由日本吸收西方文明，從而抗拒蔣氏黨國、專制中國，惡意曲解為「皇民化」，只想把台灣「再教育」成純粹的中國，完成「專制中國完全統一」。二戰結束後的台灣，幸好有戰前世代的精神傳遞，激勵台灣人民締造屬於自己的民主。
戰後世代，伴隨著台灣劫運的開始，備受黨國體制、中國體制的複合壓迫、洗腦教育（學校、社會）。這種遺毒，不但令不少人民、家庭、社團、企業與公務系統喪失主體意識、思考能力，還把黨國體制、中國體制內化。甚至，反對人士即使「反蔣」、「反中」，仍不時流露出那種內化的思想與行為。
一九八八，蔣氏政權終結，民主時代揭幕，二○○○首次政黨輪替，這個後遺症更顯突兀。陳水扁，柯文哲，堪稱兩個典型例子。陳水扁，三腳督幸運兒，一九九四拿下首都市長，二○○○入主總統府。柯文哲，身穿醫師白袍，二○一四達陣北市府，二○二四自毀長城。他們的政治起手式，都是以「台灣」之名。不同的是，前者至少堅持「一邊一國」，後者變色為「兩岸一家親」。相同的是，兩者似皆無法抗拒「金錢政治」的誘惑。而這，正是黨國式、中國式的官場陋習。
至於，連戰、馬英九、吳敦義、吳伯雄、朱立倫等「老藍男」，即令今日身處民主時代，依舊頑守黨國式、中國式思想與行為，更加無可救藥。值得憂慮者，他們相繼領導國民黨，以及該黨長期影響的社會力量，企圖把台灣「再黨國化」、「再中國化」於對岸。兩蔣還堅持的「正統」立場，李登輝致力的「本土」，一概被他們棄若敝屣。這方面，連戰、馬英九、朱立倫，威權黨羽的毒癮復發，表現最為淋漓盡致。其中，吳伯雄與柯文哲，有一個相近之處：同屬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姪子、孫子），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所致，紛紛加入施害者的陣營。吳伯雄，一度擔任國民黨主席。柯文哲，則有「墨綠素人」至「藍白合」的奇幻之旅。至於，先後擔任國民黨主席，李登輝與連戰、吳伯雄、吳敦義的反差，恰可看出戰前戰後若干台籍「菁英」的認同分歧。
可見，李教授所指「菁英養成的深刻缺陷」，似乎不是柯氏獨有。教育養成，大學階段是關鍵。一九八八以來，幾位領導者，李、扁、馬、蔡、賴，都有一段台大就學經驗。連、吳、朱、柯，亦復如此。其中，不乏擁有英美知名大學博士學位者。諷刺的是，國民黨「菁英」，以留學英美傲人，腦袋裡卻沒有民主！另，二○二○，二○二四，郭台銘欲試又止，顯示企業領袖進階政治領袖，環境亦未成熟。學（歷）而優則仕，依然根深柢固。一九四五改制的台大，終戰以前是日本台北帝國大學（一九二八），蔣氏政權控制台灣後歷經政治介入，至今在最高學府的美譽下，教師不乏黨國心態殘影，管中閔事件，可見一斑。不少公私立大學，也有不便討論的轉型正義問題。但，多年來的教育改革，幾乎沒有涉及此一「禁區」。而領導事業的專才，領導國家的通才，時代有人才亮點，國運方能欣欣向榮。此一國家級、歷史性的課題，攸關台灣未來興衰、國人福祉，深值政府與民間攜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