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天賜
報載據行政執行署統計，截至去年底止，各分署受理酒駕裁罰案件應執行金額為廿二億二四四一萬餘元，但實際徵起金額為二億三二一八萬餘元，徵起比率為十．四％。審計部對此一成果不滿，並要求執行署改善。
以筆者多年執行經驗，酒駕者遭裁罰金錢無法成功執行，往往來自兩個困境，一是無法成功防止違規源頭，即一直有人不怕被罰違規酒駕；另一是執行的盡頭，基於人道要求，法律禁止執行被裁罰者的特定財產。而違規的源頭往往又與執行的盡頭糾結在一起。
就源頭部分，涉及酒駕違規者的考量點。若排除酒精成癮等非理性考量，酒駕違規者不怕被罰的最主因，被裁罰者名下除違規車輛外，已無可供執行的財產；而車輛機動性太高，單靠執行分署的資源，難以追查到車輛所在。誠如報載，行政執行署早於二○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開始即辦理多次的「酒駕案件專案執行」，所有酒駕裁罰案件都被各分署列管加強執行中。但之所以徵起比率不高，最主要原因就是酒駕義務人往往行蹤不明，無法成功查到違規車輛所在；而他名下除了車輛，已無可供執行的財產。對於這種義務人，金錢裁罰通常無效，也不怕罰。
就執行盡頭而言，台灣立法者基於人道關懷，往往禁止執行義務人的特定財產。強制執行法第一二二條就規定，債務人依法領取的社會福利津貼、社會救助或補助，都不得強制執行；即使對於債務人的薪資執行，也須保留他及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的部分。由於有此人道關懷，使許多義務人名下即使有所得財產，但執行機關也無法執行。人道保護傘立法也使許多社會弱勢者不怕酒駕違規被罰，形成了人道關懷與公義實踐的兩難。
欲成功執行酒駕，要從源頭遏止酒駕違規，追查違規車輛所在。這若無警方及監理機關的管控配合，無法有效達成。至於執行盡頭部分，為免造成更多社會問題，執行財產的限制確有必要；若因而無法成功執行，反可顯示台灣法制的人道關懷面。
（作者是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台中分署行政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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