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程
武漢肺炎疫情從中國擴散到全世界四個月以來，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隨著疫情嚴峻，從二級開設升到一級開設，並逐漸增強措施的力道與廣度的應時作法備受讚揚。
鑑於疫情不斷擴大，從上週起，網路開始討論緊急命令等相關議題。重點在：一月中通過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是否為法律空白授權，甚或逾越憲法？及，若事態持續嚴峻，是否應由總統發佈緊急命令因應？
緊急事態與緊急命令，是憲法學上難以抉擇的經典課題。它介於法律與政治之間─表面上雖是基於憲法與法律授權的行政舉措，本質上卻是盱衡國家總體得失後的政治判斷；它是總體與個體間權力與權利的拉鋸─保障個體權利的憲法，為了總體利益而需要限制個體權利；它也是實定法與自然法的翻攪─體制法益或理想的善，何者重要？
「傳染病防治法」採用衛福部（主管機關）主導，各部會（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襄助的架構。優點是以專業中立止謗，但部長的官階，在實務上是否足堪針對整個內閣「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設立、指揮、執行」等之重責？「特別條例」對指揮官是否為明訂於「防治法」的衛福部長，留下空白。但若一部會得主導其他部會，行政院長要如何扮演適切角色？種種疑惑，在顯然法律制訂時並未被顧及。
依現行體制，能處理罕見疫情有：「憲法」，針對「癘疫」授權給總統的緊急命令權（二十三條）；「傳染病防治法」，給衛福部長的涵蓋廣泛之指揮權（五、六條）；以及剛通過時限為一年半的「防治與紓困特別條例」，賦予指揮官「必要之應變處置」之權（七條）。無論政府援引任一法律進行防疫，都合法也合憲。
緊急命令政治性格濃厚，甚至具有停辦選舉的權威。對於相信與曾經爭取民主的人而言，發佈緊急命令需要經過如聖戰般的內心掙扎。從這角度看，目前政府的作法還算謙遜。對在野黨而言，質詢阿中部長，嚥不下「上駟對中駟」的舞台心魔。這不僅是體制的考驗，更是人性的考驗。
疫情瞬息萬變，我們當然也要不斷檢視各種指標，適切因應。過去對或恰當的行為，現在或未來還是如此嗎？答案是政治的，而不是法律的。
（作者著有《放眼國際：領土地位變遷與台灣》，http://hoonting.blogspo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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