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曾任日產、雷諾與三菱執行長的高恩，因涉特別背信罪遭起訴，日本東京地院於去年同意保釋，並限制住居與接受監視。孰料，高恩仍於過年期間，躲入大提琴箱，出關逃回黎巴嫩，如此的過程，宛如電影情節，致暴露出日本防逃機制的漏洞。若此情境出現於我國，台灣會比日本高明嗎？
二○一八年十一月，東京地檢署檢察官逮捕高恩，向法院聲押獲准，並於同年十二月起訴後，因被告擁有多重國籍，再加以其於經濟上的優勢地位，故檢方仍強烈請求法院延押。惟於日本，動輒以羈押作為保全被告，甚至是逼使人認罪的手段，致被稱是人質司法，而為人所詬病。故於去年三月，東京地院同意以十億日圓保釋，並於同年四月，再追加五億日圓的保釋金。而因高恩同時擁有巴西、法國與黎巴嫩三國護照，除限制住居外，法院也下令所有護照交由其律師保管，更於其住宅加裝監視器，並禁止使用網路通訊，警察也密集監控。只是在這麼嚴密的監視下，仍能上演有如戲劇般的逃脫術，這到底缺了什麼？
在去年六月，為了填補防逃的漏洞，立法院修正刑事訴訟法，除了增加限制出境、出海一章外，也修正第一一六條之二，即有關停止羈押的替代手段。而根據此條文第一項，法院許可停止羈押時，在考量公益與人權而認為有必要時，可要求被告履行一定事項，這除了定時向指定機關報到、禁止對證人或被害人等的身體或財產為危害、不得從事與治療無關的活動等，原先即有的規定外，也增加了要求被告交付護照或通知主管機關不發護照、未經司法機關許可不得離開一定區域，甚至可施以電子監控等。
換言之，我國法院面對高恩這類高社經地位的被告，於停止羈押時可以採取的防逃手段，看似與日本差不多，卻因多了對被告得施以電子監控，致可有效彌補人力監視的不足。尤以目前的ＧＰＳ 定位系統，只要於被告的手或腳裝置無線發射器，即便躲於大提琴箱，亦會被發覺。惟於去年修法後，刑事訴訟法明文要求司法院須儘速訂定執行辦法，但至今卻未有任何消息，就使電子監控的防逃機制僅停留於紙面之上。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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