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二○一六年，西班牙逮捕兩百多名台籍詐欺犯，涉嫌者雖皆主張是台灣人，但去年西班牙法院審理後，仍決定將這些人引渡至中國受審。如此的程序與判決，未來於歐洲，是否會成為慣例，就值得關注。
原本刑法第七條規定，本國人於域外犯罪，須是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才為刑法效力所及。而因刑法第三三九條之四第一項第三款的電信詐欺罪，法定刑為一到七年有期徒刑，除非台灣亦有被害人存在，否則，這些域外的電信詐欺犯，我國恐無刑事管轄權。故二○一六年四月的肯亞事件後，立法院就於刑法第五條增列第十一款，將域外犯電信詐欺罪，也列入刑法的效力範圍。
惟如此的修法，只是填補了我國刑事處罰權的漏洞，卻還有審理的大問題存在。以在西班牙的電信詐欺案來說，涉案共犯雖有台灣與中國籍，但因被害人與犯罪結果地皆在中國，故即便將台籍嫌犯遣回台灣受審，也將面臨證據調查的困難。雖然於二○○九年，我與對岸簽署有共同打擊犯罪與刑事司法互助協議，其中除了有遣送人犯的規定外，也明文證據調查的協助等等。但由於此等協議，並非立基於平等互惠關係所簽訂的正式條約，很容易受到政治情勢的影響。尤其目前兩岸關係正處於冰凍期，類如西班牙事件，就算將台籍人士遣送回台，也將因對岸態度消極，甚或不提供任何卷證，更不可能讓被害人來台出庭作證下，就易陷入審理不能的狀態。
相對來說，由於犯罪結果地在對岸，在中國向西班牙聲請引渡，並提出相關卷證後，不論其向法院所提公平審判的保證，是否真能實踐，基於證據調查的便利法庭原則，就比我國法務部所提，即基於屬人的國籍管轄原則，來得具有說服力。更重要的是，在西班牙只承認一個中國，根本不承認台灣的國際現實下，台籍詐欺犯送中審判，似就無可避免。
故若不想讓西班牙事件成為常態，則不管是法務部或者是刑事警察局，對於已經偵結的電信詐欺犯罪，若涉嫌人不在台灣，就應積極將相關卷證提供給他國，既可防止治罪漏洞，更可因此尋求與無邦交國的刑事司法互助協議之簽訂。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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