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中國天安門事件三十週年。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戒嚴下的北京一片淒風苦雨，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學生、工人開槍，甚至以坦克輾過，造成重大傷亡，是號稱人民軍隊的解放軍第一次對和平抗議的人民進行大屠殺。「人民共和國」不屬於人民，而是掌握在一小撮中共領導階層的事實，終於暴露無遺。
度過危機後，中共在中國憲法上的領導地位更不容挑戰，至習近平等紅二代掌權，監控維穩系統日益完備，加上廢除國家領導人任期制，標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個紅色帝國正在崛起，對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與市場經濟形成嚴重的威脅。
六四民運可說是中國發展路徑的一大轉折。中共建政之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與修正主義、走資派之間的不斷革命，以及毛澤東的世界革命路線主宰了中國發展的總路線。此一路線的特色是政治掛帥，相信主觀、精神的效用，否定客觀規律，標榜「人定勝天」、「愚公移山」，因此大搞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意圖「超英趕美」及推翻資本主義世界，結果卻讓國家倒退，造成大饑荒及無窮的鬥爭，幾千萬人死亡的悲劇。這階段的中國充滿了侵略性，內鬥不斷，但因經濟落後，國力貧乏，對全球甚至台灣的威脅，仍然是文攻大於武嚇。而當時的中國以第三世界領頭人自居，倒也符合其實際的國力。
毛時代結束後，務實派的鄧小平復出，開始冷卻狂熱的意識形態之爭，提出「四個現代化」走上改革開放之路，對外以韜光養晦的姿態隱藏稱霸野心，對內則設置經濟特區，吸引外國資金、人才、技術的進入。但這些「開放改革」政策均被冠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名，避免蒙受背叛共產主義的罪名。實質上，鄧小平實施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由中共操控全局，替代市場機制，主導產業發展與資源分配，以及設置種種非關稅壁壘，防止外來的競爭，以促進本國經濟的成長。易言之，鄧氏改革並非「摸著石頭過河」，而是有計畫地以國家隊的力量對抗國外的民間企業，有效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
平心而論，鄧小平作為總設計師展開的改革開放，因為中國發展仍處於低度發展基期，因此稍有誘因投入，即可獲得驚人成效，中國走上了經濟起飛的跑道。此時，對深信經濟成長必可帶來民主改革的美國親中派而言，中國朝向民主的和平演變似乎就在眼前；另一方面，中國內部也因經濟成長造成的分配問題、與外界接觸引發對民主的嚮往，以及黨內溫和派等因素，匯聚出改革的浪潮。天安門事件的引爆，是民眾哀悼遭罷黜的改革派總書記胡耀邦過世，歷史背景則是鄧氏改革十年所累積的動能。可惜，這場和平抗議事件並未成功，反遭鄧氏政權殘酷鎮壓，中國民主之路尚未展開即被阻斷。而「六四」在三十年後，不僅未能平反，去掉反革命動亂的標籤，還其改革色彩之公道 ，甚且在網路上成為中共全面封鎖的敏感字眼，似乎已成為中國歷史上一道看不見的傷痕。
六四之重大影響，更在於對掌控權力失去安全感的中共領導人，因此更加專制獨裁，全面箝制緊縮人民的生活空間，使中國變成一個大牢籠。此外，中共雖然成功鎮壓六四學運，卻已徹底了解共產主義、階級鬥爭不再有吸引力，因此打著洗雪百年國恥的旗幟，改而販售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喚起中國民眾內心的仇外情緒，並以經濟成長為另一根支柱，構成穩固政權的兩大支柱，打造一種紅色新極權主義。易言之，「六四」至今，外界對中國民主改革、和平演變的期待徹底落空了，中國不但沒有成為民主國家，反而露出爭奪霸權的野心，挑戰民主與市場經濟，成為當前國際秩序與和平的最大敵人。
如今，六四似乎花果凋零，中國民運鬥士大多流亡國外，卻依然以無比的道德勇氣與堅持，對抗這個史上最大、最殘暴的紅色帝國。更重要的是，這一役不僅是中國的民主之戰，更是全球的文明之戰；如果不能認清中共反民主、反人權的本質，人類所珍視的普世價值與民主自由恐怕將會面臨崩毀的危機。這是六四對世人最好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