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皇池／台大國際法教授
來自各地漁民集結在台北抗議《遠洋漁業條例》、《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管理條例修正》和《漁業法部分條文修正》等「遠洋漁業三法」，提出九大提案與二十六項訴求。檢視此等意見，除「沖之鳥」周邊海域作業相關問題，應依「臺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機制」處理外，漁民基本訴求應是強調罰鍰過重，且執法單位在「執法層面」不分輕重，毫無彈性；簡單來說，就是要求降低管制密度與力度。
不可諱言，對處第一線用生命打拚的漁民而言，「遠洋漁業三法」確如禁錮其自由揮灑的緊箍咒，讓習慣用實力拚搏的漁民舉步艱難。而回顧台灣遠洋漁業發展，一九七二年石油危機後，台灣把握機運建立遠洋船隊，加上漁民精準眼光、果決敢拚，使台灣漁業在世界各大漁場蓬勃發展，自由的海洋，成為最好的舞台。就是這些拿性命與家業在茫茫大海拚搏的漁民，才讓台灣漁業能有今日規模。
但自二○○○年後，除中國與東南亞船隊開始加入競爭外，最大的轉變毋寧來自國際社會對永續利用海洋資源的關注。世界各海洋接二連三建立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而這些組織主要職責之一，就是透過分配各國間的捕撈配額，且通過一系列養護與管理措施，以求達到永續漁業目的。傳統公海捕魚自由，至此已如落土黃花，靜待正式宣告消亡。對台灣而言，此際亦唯有參與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並且確實執行相關養護與管理措施，始有機會確保配額。否則，不僅原本屬於台灣的漁獲將由他國分食，亦將受到相對制裁。過去那套無拘無束，憑衝勁打天下的模式，已無法為台灣漁業或漁民博取最大利益。
然而，即便如此，我國政府一直未「敢」正視此一問題。當落實管理措施勢不可擋，政府卻仍抱持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僥倖心態，期盼關關難過關關過，甚或暗夜吹哨，以為沒過不了的難關，生命自然會找到自己的出路，不願亦不敢落實漁業管理措施，仍是放任漁民循舊習慣在各地「拚搏」，與其認為是民主與愛民的呈現，毋寧是在選票與民代壓力下，無可奈何的選擇。
當歐盟這種高喊永續發展，又擁有強大市場力量的國際社會成員，利用本身市場力量與政治能量，建立自我標準，恣意認定要讓哪些國家漁獲進入其市場，而當其對台灣高掛黃牌，繼以紅牌威脅，台灣既無市場可與之抗衡（如日本或美國），亦無政治實力對抗其無理壓迫（如中國），僅能疾風驟雨式地修法，突然通過舉世最嚴厲且最綿密的漁業管制法律：遠洋漁業三法，有外國漁政官員甚至以疑惑的眼神和口氣問我，台灣真的會執行嗎？而當歐盟質疑我國執法不夠徹底時，政府又誅殺務盡地強力執法。但強力執法之後呢？短期內，歐盟卻仍不滿意，黃牌依舊高掛！長期呢？台灣大概可以退出國際漁業競爭了。
毋庸置疑，單單純純打個魚，餬口飯吃，竟突然要面對上百萬的罰鍰，甚至要面對國家刑罰，受到最直接衝擊的漁民怎能夠適應？然另一方面，過去那些自由的日子已不復返，而為守住台灣在各組織的配額，為使台灣漁獲不受市場大國近乎羞辱式地無理抵制，卻似乎唯有執行管理措施一途。「遠洋漁業三法」或有不盡完備處，甚或有諸多待修改者，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困境之產生：歷年政府、漁民與民代，或多或少都有責任，大家或許是該好好思索下一步了。